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發布了著名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在抗日戰爭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蔣家王朝風雨飄搖的大好形勢下，“五一口號”吹響了建立新中國的號角，動員和號召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這個口號的發布，至今已整整70年了。在這70年里，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已經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現在重溫“五一口號”，就是要不忘初心，秉持“五一口號”精神，堅持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更好地發展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為中華崛起貢獻力量。

“五一口號”的第一條：“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第二條：“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死敵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開宗明義，向全國人民宣告了勝利的曙光即將到來。而“五一口號”的精髓，則是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的發表，如春雷在神州大地震響，得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做出了重要的抉擇。

1945年12月民建會成立之前，正值抗日戰爭勝利，全國人民迫切要求休養生息、和平建國之時。黃炎培親自訪問延安，在窯洞里與毛澤東推心置腹促膝長談“周期率”，親眼看到了解放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精神風貌和欣欣向榮景象，對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充滿了希望。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后，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成立了中國民主建國會，高舉“民主、建國”兩大旗幟，宣稱愿“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政治上和平奮斗的典型”，希望與中間階層及中間黨派形成一支中間力量，積極促進建立民主政府，公開宣告“只以實現民主為目的，絕不進行爭奪政權。”但民建會并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承認，而且對民建會采取了嚴密監視和高度戒備態度。在1946年1月國民政府召開的重慶政協會議期間，民建會對政治協商會議本身應持的態度和必須堅持的原則提出了意見，對保護人權和政治、軍事、財政、貨幣、企業自由等方面提出了建議，但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干擾和破壞。為此，民建會聯合各界民主力量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促進會”，連續舉行了8次民眾大會，對政協會議情況進行宣講。國民黨特務混進位于滄白堂的會場，用敲小鑼、扔石塊、放爆竹、謾罵、起哄，甚至圍攻主講人等各種手段進行破壞，這就是“滄白堂事件”。政協大會結束后，2月10日，民建會在重慶較場口廣場舉行“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還邀請了周恩來、董必武、孫科等出席講話。沒想到國民黨特務有組織、有計劃地糾集了數百名打手沖擊會場，幾十名群眾被打傷，大會總指揮李公樸被打的頭破血流，造成了舉國矚目的“陪都血案”。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撕毀了重慶談判的成果“雙十協定”，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大舉進攻，全面內戰爆發。在這種嚴酷的形勢下，民建會成員及民主人士自發組織起來向國民政府和平請愿，要求停止內戰，結果在南京的下關車站被國民黨特務圍毆5個多小時，造成震驚全國的“下關事件”。7月，國民黨特務又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聞一多，到處籠罩著血腥的白色恐怖。到了1947年，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均告失敗，解放區戰場由戰略防御開始轉入戰略反攻，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國民黨政府更加瘋狂鎮壓和平民主運動，宣布民盟等民主黨派為“非法團體”，對民建會主要成員加緊跟蹤監視，民建總會被迫由公開活動轉向秘密的地下斗爭。在這一系列殘酷的斗爭中，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種種暴行，民建會認識到，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中，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是不存在的。只有堅決依靠中國共產黨，才能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實現自己的理想。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為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當時，黃炎培正在上海。他獲得消息以后，馬上找到張瀾等人商談響應事宜。5月14日，負責內地與香港聯系的民建會員盛康年由香港帶著沈鈞儒給張瀾、黃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介紹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行動和立場的情況。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黃炎培、胡厥文、張炯伯、楊衛玉、盛丕華、施復亮、俞寰澄、王紀華、盛康年、鄭太樸等出席了會議。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民建在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折。它實際上宣布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在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大決戰中，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這一事件，為以后民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同年11月，民建決定推派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三人赴東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1949年1月，民建負責人同其它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宣布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早日建立新中國貢獻力量。孫起孟還起草了民建反駁美國中美關系白皮書的聲明，闡明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贊譽。

而此時，民建的創始人黃炎培已經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生命隨時處于危險之中。1949年2月，他在中共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上海，取道香港，輾轉到京，參加了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但留在上海堅持斗爭的次子、民建臨干會常務干事黃競武卻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

“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1949年9月，民建會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補代表在北京光榮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制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標志著民建會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一起，公開、自覺地接受共產黨領導，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譜寫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新篇章。

時光荏苒，轉眼70年過去了。在這70年里，民建始終堅持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把自身建設成理論上清醒、政治上堅定、組織上鞏固、制度上健全、充滿活力的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新中國成立時，民建積極參加人民政權和人民政協的工作，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黃炎培放棄了“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以72歲高齡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章乃器擔任了政務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編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盛丕華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施復亮擔任了國家勞動部副部長；李燭塵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孫起孟擔任了政務院副秘書長、人事部副部長，并于1950年1月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自己的夙愿。

新中國的成立，極大的煥發了民建會員和廣大工商業者的愛國熱情，努力恢復生產，大力支援抗美援朝。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民建積極配合國家實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組織推動會員和所聯系的民族工商業者學習并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推動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擔任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上海機器工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的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聯中倡導并提出“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于工商界積極配合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導作用，也反映了愛國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心愿。

歷史的長河滾滾向前，摧枯拉朽，大浪淘沙。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民建逐步形成了堅持愛國主義、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堅持遵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堅持與經濟界的緊密聯系、努力發揮會的特色，堅持與時俱進、在自我教育中不斷提高會的素質等優良傳統。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時期以來，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成員認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定不移地貫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積極履行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職能，努力發揮參政黨的作用，努力弘揚民主、團結、創新、奉獻的精神，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提出很多重要意見和建議，為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維護安定團結，發揮了越來越顯著的作用，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應有貢獻。

不忘初心，展望未來。我們趕上了砥礪奮進的新時代。黨的十九大為我們確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中國民主建國會作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重要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我們必須肩負起新時代參政黨的歷史使命，在實踐砥礪中提升履職本領，團結一致，眾志成城，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最大限度地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在新時代續寫協商民主的新篇章，在新時代多黨合作舞臺上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