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發表“五一勞動口號”七十周年，七十年來中國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通力合作，一起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作為民建的一名年輕會員，深處這個偉大的時代，更感應該深入學習會章、會史和統戰知識，在組織中發揮自己的價值。為什么會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下，作為民建會員應該如何實現自己的價值存在？

最早了解中國的多黨合作和民主黨派的情況，是在中學的歷史課本和政治課本中。大學畢業后開始自己創業，就想加入一個政治組織。當時的想法就是想獲得一個平臺和一些資源。我的一個舅舅在人大系統工作，就給他說了自己的想法。沒想到，舅舅對我說：“你對一個組織不了解，對它的發展沒有情懷，就不可能獲得自己的價值存在。”隨后我上網查閱了中國八個民主黨派的基本情況。因自己是在創業，所以對中國民主建國會更有興趣，也找來了一些學習資料，如《中國民主建國會章程》、《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民建史話》、《河北省統一戰線系列叢書》等。

2016年我正式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兩年以來在民建省委、市委和統戰部的一些領導的關心下，學習了很多黨派理論和知識，參加了不少民建組織的活動。對于為什么加入民建組織？如何在組織中獲得價值存在？我有三點感悟：

第一，一個政黨要有自己的黨魂，黨員要在黨魂的指引下獲得價值存在。民建是密切聯系經濟界，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面臨著兩種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抉擇。“世界需要和平，國家需要統一，人民需要自由”，為了這樣的理想，一群民族工商業者、金融界代表和其密切聯系的知識分子，走到一起，在重慶市西南實業大廈公開宣告成立民主建國會，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團結各界思想進步行動踏實之分子，合力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各種有利建國之事業。

第二，作為民建會員，只有了解自己的會章和會史，才能在組織中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只有熟讀會章，了解在現階段我們的政治綱領和任務是什么，才能找到自己在會內的參與方向和重心。只有熟讀會史，才能激發自己的愛會情懷。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飲水思源，禮不忘本。

第三，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同頻共振，才能實現人生華變。習近平總書記說過這么一段話：“今天，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每個人都應該在“中國夢”的引領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的時代，作為民建會員應該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質和能力，能夠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有所作為。我認為應該在三個點上著力突破，一要打通會史，二要學會深化交接，三要明白履職要求。

一、打通會史

學習會史是愛會的源泉。會史讓我們明白從哪來；會章告訴我們要到哪去。從會史中，我們看到一代代民建人是如何為著理想的實現而努力奮斗的，更可以看到面對困難、抉擇時，一個政黨是如何把握好航向，由愛國主義駛向新民主主義，又由新民主主義駛入社會主義的航程。在會史的學習中，我想分享三點：

第一，救亡圖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為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而不斷探索。民建創始人黃炎培選擇的是教育救國的道路，他認為中國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與職業的分離，為此他主張實行職業教育，以此解決社會最困難的生計問題。1917年5月6日，黃炎培在上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教育與實業的結合，使得一批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團結在黃炎培周圍。

民建另一位創始人胡厥文，他在26歲時創辦上海新民機械廠，開始實業救國的探索。抗戰爆發后，他蓄須以記國難，并組織沿海民營工業內遷到四川、貴州、廣西等地。后成立了遷川工廠聯合會，在組織軍需民用產品的生產、支援抗戰中做出重大貢獻。

第二，民建誕生。抗戰勝利后，民族工商業界人士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感到單靠實業救國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需要建立一個能在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作用，又能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組織。1945年12月16日，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孫起孟、施復亮、李燭塵、胡西園等93人在重慶市西南實業大廈召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

在成立大會上，胡厥文指出抗戰結束后，造成工業萎靡的原因是不民主。要保持民主精神，民建并非少數人壟斷的團體，應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成立大會人數不多，是由于民建建會重質不重量。黃炎培提出建會要站在民眾立場，獨立辦會，入會人員均應有正當社會崗位，不為一黨一派所操控。因此，民主精神和民眾立場是民建組織的建會初心。

第三，志同道合。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表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迅速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23日，民建在國民政府白色恐怖下秘密召開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經表決通過，一致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的決議。該決議是民建發展歷史的一個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和綱領的轉折。放棄原有的“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

如何治理新中國？毛澤東與黃炎培有一段著名的“窯洞對”。1945年7月黃炎培與國民政府五位參政員一起訪問延安。在毛澤東的窯洞里，與黃炎培有這樣一段對話。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所見所聞，肯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家，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律支配的創業時聚精會神，繼而好轉，精神也漸漸放下。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聽后，高興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二、深化交接

民建十一大之后，新一屆中央領導去重慶尋根，郝明金主席在座談會上指出：“深化政治交接，重點是要繼承和發揚民建老一代領導人長期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優良傳統和高尚風范。”

第一，政治信念。新時代作為民建會員，最大的信念就是增強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鞏固多黨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礎。中共十二大提出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確定了新時期多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奮斗目標。隨即在召開的民建五大上，孫起孟當選新一屆民建中央主席，大會通過的確定“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主要由經濟界人士以及有關專家學者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的新黨章，該決議對民建此后積極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上有重要指導意義。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將對憲法部分內容進行修改，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的孫起孟抓住時機，先邀請一部分會內外法律工作者舉行座談會，隨后開展相關調研。最終由民建中央委托李崇淮在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發言，建議“在憲法序言中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得到常委會批準，成為我國多黨合作的一個里程碑。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榮毅仁當選國家副主席，孫起孟、王光英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八屆政協一次會議上，劉靖基、董寅初、孫孚凌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二，優良傳統。黨派傳承是魂的傳承，后輩繼承是精神的繼承。一部《民建史話》讀后，首先讓我震撼的是民建先賢的愛國精神。新中國成立后，在恢復國民經濟過程中，民建積極參加重大問題的協商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針對新政府面對的財政困難、物價上漲等重大問題，章乃器向周恩來建議發行公債。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四次會議通過了發行公債的決定。在認購公債過程中，榮毅仁代表申新紡織廠認購60萬份。在民建會員的帶動下，上海市工商界掀起了認購熱潮，共認購2678萬份，占上海市公債總數89%。其中民建會員李國偉個人出資28億元，并決定將這筆公債捐贈給政府，中央統戰部根據當時政策沒有同意。然而李國偉決心已定，專門請人刻了一枚圖章“支援建設，永不兌現。”1978年，李國偉因病逝世，臨終叮囑夫人在定息存款發還時捐贈。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民建總會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了《全國工商界團結起來，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而奮斗》的政治報告。隨即天津市工商界舉行4萬多人的示威游行。上海市民建會員捐獻飛機179架。民建領導胡厥文、胡子昂、章乃器先后赴朝慰問志愿軍戰士。吳蘊初親自送女兒上前線，他說：“我愛我的女兒，但更愛我的祖國”。

其次，是民建先賢關心家國命運的參政議政精神。有些會員認為自己不是人大代表，也非政協委員，沒有必要去關心政治。民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每位會員都有參政議政的責任和義務。1946年1月10日，舊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民建因未被國民政府承認，黃炎培以民盟代表參加，李燭塵以無黨派代表參加。政協召開前的1月8日，民建在西南實業大廈舉行茶話會，招待政協會議代表和各界人士，報告民建成立經過，向政協提供初步意見。第一，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第二，健全政協會內會外組織。第三，政協會議完全公開，隨即發表意見。第四，國民黨必須開放政權。第五，軍隊國家化。第六，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重選國民大會代表。第七，商定共同政治綱領。第八，檢討當前復員問題和一般經濟政策。八項主張得到參會代表和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隨即民建分別邀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陪都青年聯誼會等23個單位，組成政協會議各界促進會，民建捐款5萬作為活動經費。因此，歷來民建人就有關心家國命運，投身民主政治建設的情懷和擔當。

民建先賢還具有開拓前進的進取精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邀請民建會員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到人民大會堂共同討論改革開放的宏圖偉業。隨即民建中央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逐步恢復在文革中被破壞的黨組織，胡厥文當選民建中央主委。在改革開放初期，民建充分發揮自身經濟界的優勢，支持國家四化建設。根據榮毅仁的建議，1979年6月27日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從此開辟了經濟建設中的一個新興產業——國際信托投資事業。1981年，全國工商聯應邀赴港澳考察參觀。民建中央副主委王光英起草、提交了題為《港澳見聞和八點建議》的報告。報告遞交后，國務院批示成立中國光大實業有限公司，總部設在香港，王光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第三，高尚風范。在個人道德情操、修身克己上，更應以民建先賢為楷模。學習黃炎培先生“謀事，不謀官”的高尚品質。建國以后，中共中央邀請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此前，黃炎培一向表示不愿意做官，毛澤東問其原因，他說：“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絕不盲目服從。”后經周恩來勸說：“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同于舊社會的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共同綱領是我們一起協商制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自己編的劇本，自己怎么能不上臺唱呢？”經過反復思考，黃炎培決定接受任命。

學習南漢宸先生“埋頭苦干”的奉獻精神。南漢宸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早在1941年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進行封鎖，邊區政府財政困難。南漢宸臨危受命出任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他一干五年，不僅讓邊區財政經濟發生了根本轉變，也為后來的解放戰爭積蓄了充足的物資。后與董必武一同籌建全國統一的國家銀行，定法定貨幣為“人民幣”，他也成為中國人民金融事業的創建人之一。

學習章乃器先生“變家傳之寶為國傳之寶”的愛國情懷。2017年12月28日，國家博物館舉辦“章乃器捐獻文物展”。章乃器一生熱愛祖國文物的保護事業，曾斥巨資購藏大量中國歷史文物，其中包括青銅器、陶瓷、玉器等幾大門類。新中國成立后，他將珍藏多年的文物獻給國家，其中有較高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有110件之多。

三、履職要求

第一，政治過硬。關鍵是要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在思考問題、看待問題上，要有政治觀、大局觀、核心觀、看齊觀。一個人在家國觀上的自信，也是在自活中處事的自信。自信者，人恒信之。

第二，加強學習。郝明金主席說：“民建會員要熟悉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增強在經濟領域參政議政的話語權。”在我國經濟改革深入開展的新時期，民建作為聯系經濟界的參政黨，積極開展相關調研，發揮參政議政職責。1996年在民建七屆一中全會上，成思危當選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主席經過多年研究得出全球性企業的成長源自風險投資，并成為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倡導者。1999年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當前發展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建議》，隨即將由民建發起成立的中國工商經濟咨詢公司，正式更名為中國風險投資有限公司，并連續舉辦中國風險投資研討會。2015年7月，由民建中央、國家科技部、廣東省政府聯合主辦第十七屆中國風險投資論壇，論壇以“新常態下風險投資的改革與創新”為主題，共同研究新時期風險投資事業發展之道。以民建中央的一號提案為契機，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很快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僅用了10年，中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風險投資第二大目標國。由于成思危主席對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熱心推動和努力，被中國科技產業界尊稱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斯人已逝，尤當緬懷！

第三，有所作為。毛澤東主席曾對愛國民主人士程思遠說：“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發言。”新時代的參政議政，要求我們把事情做到實處，即把調研做實、把提案做實、把協商做實。關注經濟社會熱點問題是民建參政議政的一大特點。2007年12月，民建在北京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陳昌智當選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主席自任職起一直圍繞國家關于“轉方式、調結構”的戰略，每年牽頭調研一個重點專題。2008年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促進城鄉共同繁榮”；2009年是“加快節能減排，促進可持續發展”；2010年是“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2011年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2012年是“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2013年是“大力發展環保產業，促進生態文明建設”；2014年是“加大改革力度，建立解決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在參政議政取得豐碩成果的背后，是民建各主要職能部門的不斷探索和努力。截止到今天民建中央共成立了經濟、財政金融、法制、企業、科教、婦女、理論研究、文化、對外聯絡、人口資源環境、人口醫藥衛生、農業與農村12個專業委員會。

回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中國民主建國會自成立之日起，即以團結各界思想進步行動踏實之分子，合力推進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發展各種有利建國之事業為宗旨。愿以民建會員共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