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村（1906-1991），浙江杭州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卓越領導人。

孫曉村在青少年時期，目睹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種種黑暗，使他產生對舊制度的不滿和反帝愛國思想。在家鄉小學畢業后，孫曉村就讀于杭州宗文中學，寄居在叔父家。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學預科，三年后轉入本科。“五卅慘案”發生時，他和進步同學一起在上海參加反帝愛國游行。其后孫曉村進入北京中法大學就讀。在北京，他參加了李大釗領導的反帝打倒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還通過上海震旦大學同學王汝陽認識了他的哥哥王昆侖，并住在王昆侖家。王昆侖比他長4歲，兩人以兄弟相稱，關系甚好。王昆侖的父親在北京做事，但段祺瑞政府經常發不出工資。孫曉村常常見到王昆侖的母親把一包包衣服拿到當鋪去，換回錢來維持家庭。王昆侖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進步書籍借給他閱讀，并動員他加入國民黨。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四·一二”大屠殺中殺害了大批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孫曉村不顧個人安危，在革命低潮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一面在中法大學繼續讀書，一面接受黨組織指示，在印刷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積蓄革命力量。由于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賣遭破壞，他按照黨組織指示回南方，從事教員和雜志編輯工作，以及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撰寫了許多文章，發表在報刊上，揭露中國農村已到赤貧地步，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吶喊呼號，提出中國農村的復興根本出路在于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批判國民黨政府用改良主義思想欺騙農民。

因從事抗日救國活動被捕入獄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1936年5月30日，全國各界救國會在上海圓明園路宣告成立，孫曉村當選為常務委員。

救國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最初是從舉辦讀書會開始的。在南京有南京讀書會、婦女文化促進會；在上海有螞蟻社、生活書店、生活周刊、讀書出版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在無錫有無錫學社等組織。1933年下半年，王昆侖、孫曉村、曹孟君、王楓等發起成立的南京讀書會，學習馬克思主義，討論時事形勢。初時讀書會只是組織大家讀些進步書刊，定期討論，后來，隨著形勢日益危殆，政治問題也就是救亡圖存問題，成了討論的中心。1935年8月，中共地下黨通過沈鈞儒、鄒韜奮、錢俊瑞等同志的推動，南京讀書會在無錫太湖舉行一次會議，上海、無錫均有代表參加。會議決定，以讀書會為基礎，籌組南京各界救國會。救國會成立后，與“一二·九”運動相呼應，以燎原之勢在各大城市紛紛成立救國會或類似救國會組織。

由于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救國會的成立及救國會支援綏遠抗日部隊十分惱怒。1936年11月21日，蔣介石下令逮捕在上海的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樸、王造時，人稱“七君子”，把他們關押在江蘇高等法院蘇州看守所。接著在南京逮捕了曹孟君和孫曉村。1936年11月28日下午，孫曉村正在財政部開會，有人走進會議室對孫曉村說“洛陽有人要和你談話”（此時蔣介石正在洛陽）。當孫曉村走出會議室時，見到兩個特務帶著手槍，出示一張逮捕證，孫曉村后被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大廳一間會客室內。

“七君子”被捕后，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救援行動。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了“救國入獄”運動，他們率領代表團去蘇州看守所質問“救國有何罪？抗日違反什么法？如救國有罪，把我們也羈押起來。”在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民眾的聲援下，蔣介石迫于民眾的壓力，只得把救國會領導人放了。“七君子”和孫曉村等人恢復自由后，繼續從事愛國革命工作。

堅持隱蔽斗爭 迎接新中國成立

抗日戰爭勝利后，孫曉村回到上海，與吳覺農共同創辦興華制茶公司，任副總經理，同時擔任上海法政學院經濟學、社會學教授。1945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擔任國內部主任，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會聯系，在國民黨民主派和國民黨上層人士中，積極進行反內戰、反獨裁，促進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的工作。1947年，上海各經濟團體聯誼會建立，他積極參加工商界星期聚餐會活動，向他們宣稱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和政策，介紹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中共地下黨組織利用聚餐會最早把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告訴與會者，并通過他們向工商界傳達。這對穩定工商界人心、鼓勵大家團結一致保護工商企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孫曉村還參與發起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并任理事。1948年秋，孫曉村接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通知，向他告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一張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要他設法盡快躲避。于是，他和夫人吳元戌在接到通知的當天，就轉移到其他地方，由親戚幫助購買火車票，三天后全家人到了杭州，住在岳母家——杭州華藏寺巷華芷里4號。這期間，孫曉村深居簡出，對外化名孫春霆，頭銜是杭縣縣銀行董事，還印了名片。來往信件一律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吳言的工作單位，由吳轉交。

孫曉村住在杭州，很少外出，但他并沒有停止活動，仍對他熟悉的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層人士做過爭取工作。杭州解放后，他曾向杭州市軍管會提供過一份杭州各界積極分子的名單，為杭州市軍管會從國民黨舊政權手里接收過來后迅速恢復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當天上午，杭州市軍管會主任譚震林指派軍管會工業部部長郭靜唐、交際處處長胡成放，攜譚震林名片來看望他，表示慰問，并請他全家人晚上觀看新編京劇《闖王進京》。5日以后，在軍管會領導下，孫曉村開始公開露面，向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要求大家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做好穩定人心工作，積極搞好生產經營。

為新中國建設事業貢獻全部精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孫曉村去上海，他被任命為華東油脂公司總經理，后又擔任上海市工商聯秘書長。不久奉調北京工作，歷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財經計劃局副局長、中國銀行公股常務董事等職，在陳云同志領導下工作。1949年加入民主建國會。同年，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會會議。民建一大至五大期間，分別擔任民建中央機關宣教處處長、民建中常委、民建中央秘書長、民建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等職，盡管工作任務繁重，但他在工作中始終堅持兩條根本信念：

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長期革命實踐中，他對黨是一貫的堅定與忠誠。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實現多黨合作制度的根本保證。1989年初，中共中央在醞釀制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制度的意見》征集各方面意見期間，孫曉村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一定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他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總格局中，共產黨是領導核心，八個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并與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這個關系要擺正。在執政問題上，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在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應該共負責任、榮辱與共。”那段時間，他的工作很忙，哮喘病發作，他邊吃藥邊開會。有一位報社記者采訪他，請他就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發表意見，孫曉村從中國歷史談起，回憶自己走過的道路。他說，“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中國共產黨在危難之中解救出我們，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盡最大力量保護了大批黨外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在團結戰斗中親密合作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沒有我的今天。”孫曉村足足講了一個上午，詳盡耐心地回答了記者的諸多提問。第二天報社編輯部主任打來電話說報社對這篇文章十分重視，次日第一版見報，中午清樣送來，內容還可修改。孫曉村仔細閱讀后作了修改，他提出標題與正文一定要加上“共產黨領導的”6個字。這是前提，是政治原則，強調的是核心，一定要堅持，否則就不完整。

二是堅持團結。他十分重視民建會內團結，把團結同志列為擔任領導人的必盡職責。以往在黨派機關中，領導班子成員之間，機關干部之間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團結現象。有人習以為常，孫曉村卻不是這樣，他十分重視解決這個問題，為此，他在1986年的《民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語重心長地講了四點意見：第一“要顧大局”。他認為，要想一想過去的苦難，看看神州大地到處欣欣向榮的現實，望一望光輝遼闊的社會主義前景。第二“要正確認識自己，正確對待別人”。孫曉村認為，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優點一般人往往能做到，可貴的是知道自己的缺點。對待別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缺點，要從發展變化上看人，看人的素質怎樣，主要作風怎樣，切不可抓住別人的某一缺點而否定一切。第三“要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孫曉村說，我們互相共事，誰的意見對，就接受誰的意見。有時，有不同意見而且本人堅持，要允許保留，但執行時要按照集中起來的多數人的意見來實現。第四“要在工作中，擺正自己的位置”。孫曉村說，凡從事領導工作的人有一定范圍的用人權、用錢權、作決定的權。“這個權是組織、人民給我們的，要用來為大局、為改革、為四化服務，不能為個人謀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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