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創偉業，眾志成城振中華。”這是他94誕辰鮐背之年的肺腑之言，這是他畢生自教育救國，至實業救國；從民主救國，到鄧小平約見“五老火鍋宴”、商議中國改革開放國策大計的真實寫照。他是我國民族工商業者的杰出代表、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他是重慶巴南人、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的胡子昂。

胡子昂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第五、六、七屆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民建總會西南辦事處主任；全國工商聯第一、二、三屆執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主任委員和第五屆主席、第六屆名譽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財經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政協副主席，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重慶市政協副主席。

巴渝文化 卓爾不凡

長江水奔騰不息，一瀉千里，胡子昂少年貧寒的夢想猶如在這江中顛簸的一葉小舟，遒勁、飄逸、求索。

胡子昂，原名鶴如，字子昂，以字行；1897年3月生于四川省巴縣南坪鎮（今重慶市南岸區南坪街道）。鶴如的名字是父親給他取的，父親對他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如鶴一樣清高自潔，卓爾不凡。可他倍加珍愛自己的字，子昂，炎黃子孫，氣宇軒昂，激勵他昂霄聳壑，才能杰出，建樹宏大功業。

胡子昂在家居七兄妹之長，父親胡斡丞是清末的入學補廩，家中有承繼祖業的27石5斗租的田地，父親以教書為業，維持清貧的家境。因此，父親對他寄予厚望，教導他要好好讀書，在經史古籍中尋求為官致富之路。

長江邊，涂山下，胡子昂14 歲由巴縣小學提前一年進入巴縣中學，并被任命為新班班長。《鋼鐵巨擘胡子昂》載：那時巴縣中學只有兩個班，另一個老生班的班長是他的堂兄胡云漢。兩人都是少年早慧，課余常在一起談論學業，暢想未來。

“巴蜀文化起文翁，涂山禹跡思禹功。人聚五方，天生二水，砥障百川東。士多剛悍，地儲秀異，昔伴楚人風。而今，時勢造英雄，男兒讀書報國,努力少壯。業要專攻，先立乎大，徐貫其通，古今中外好兼容。舊德新運，復興民族，日新又新期無窮。”唱著這首清純的校歌，凝聚著厚重的巴渝文化，胡子昂憧憬著未來。

他讀書時，正逢辛亥革命，受其進步思想的影響，積極參加游行和宣傳活動。

辛亥革命爆發，統治著中國幾千年的王朝制度覆水舟沉。胡子昂是巴縣早剪去辮子的人之一。他像革命黨人那樣留起了中分頭，這使他看上去格外青春俊氣。他在給胡云漢的信中激情昂揚地寫道：“革命已然爆發，兄在京都想必更是感觸良深。在渝有同盟會會員楊滄白、朱叔癡等同志組織領導學生結隊上街游行，一同宣傳。兄知弟乃向往革命之人自然亦是滿腔熱情參加走上街頭振臂高呼。十月初二日，紳商學界各同胞振精神國旗高豎，一望入云霄，民國根基萬古牢。”辛亥革命對于胡子昂內心的沖擊，由此可見一斑。

在巴縣中學讀書四年，胡子昂始終是校長最得意的門生，每學期考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為鼓勵學習，成績前三名的都是官費。胡子昂很節儉，心地善良。他的獎學金除了自給外，長期資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為貧寒的農家子弟。

北平是胡子昂青年時代的夢想。1919年胡子昂考入北京農業專科學校（今北京農業大學前身）農業經濟系就讀。當時的形勢正處于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高潮，于是，他積極投身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和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事件的五四運動。

1923年在該“北農”畢業后回到重慶，曾任巴縣中學教員、校長、巴縣農會會長、重慶市教育局局長等職。教育，使他“讀書報國”，走上了一條“復興民族”之路。

鋼鐵巨擘 實業鉅子

胡子昂實業救國的巨獻主要在抗戰前的國民政府前期和抗戰及陪都時期。

據1992年1期《中國工商》榮毅仁、孫孚凌、經叔平“愛國工商界的楷模——沉痛悼念胡子昂同志”一文介紹：1932年，適逢胡子昂的聯宗兄弟胡仲實、胡叔潛兄弟二人在重慶籌組華西興業公司，后力邀胡子昂共創華西事業。胡子昂的心弦被撥動了，經過反復思考，認為要改變國家落后面貌，唯有興辦實業，從此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共同經營重慶華西興業公司。在過去承建重慶電力廠取得成功的基礎上，胡子昂親自抓了重慶自來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重慶自來水公司經理兩年。

1935年冬，胡子昂等負責承建四川水泥廠，經常親臨施工現場指揮作業。1937年10月，水泥廠正式投產，成為西南地區最早出現的年產量45噸的水泥廠。同時，胡子昂等領導的華西公司在成都、重慶等地承建或改建了電力廠、銀行、學校、倉庫、辦公民用房等以及當時成渝鐵路第一總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聲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車修理廠的基礎上，建起了華興機器廠、華聯鋼鐵廠以及華西豬鬃廠、華泰水廠、華一磚瓦廠、礦場等，形成了一批華西系列工廠。年底，胡子昂集資在重慶南岸銅元局、天臺崗、馬鞍山等地辦起了裕華農場，頗具規模，后因遭權貴刁難，被迫停辦。

1938年初，胡子昂等即著手籌建中國興業公司。5月他飛赴漢口向國民政府申請貸款，擬將華聯鋼鐵廠擴建為大型鋼鐵企業。在孔祥熙插手下，1939年7月，在華西公司基礎上組建成立了官商合辦的中國興業公司，官股占80%以上。華西公司被官僚資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長為孔祥熙，中國實業銀行董事長傅汝霖任總經理，胡子昂任協理（副總經理）。胡子昂參與主持實施了鋼鐵廠的擴建工程，使之成為抗戰后方民營鋼鐵廠中最大的鋼鐵企業，為戰時的軍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鋼鐵和各種器材。

1941年，胡子昂自籌資金150萬元，在重慶同時開辦了華康錢莊，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44年華康錢莊改為華康銀行，并陸續在成都、武漢、上海設分行，成為重慶一家比較有影響的銀行。

據2013年6月25日《江北報》“胡子昂在江北的實業救國之”載：正當中興公司順利投產之際，一場風波悄然襲來。胡子昂在國民黨高官排擠下，于1941年春離開中興公司，接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之職。

1944年3月，中興公司生產經營屢屢虧損。在眾位民股董事的極力推薦下，被冷落了3年的胡子昂東山再起，復出擔任中興公司總經理。他到任不久便為公司新辟開源之道，中興公司的生產經營又興旺起來了。

1945年12月，中興公司研制出了一種新型燃煤拖輪，適合內河航運，其造價低，性能好。當其生產第一艘拖輪“亞美號”試航南京那天，中興公司的董事、監事們云集朝天門碼頭，參加首航典禮。此時，胡子昂覺得：艱難困苦的八年抗戰已經過去，今后，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番，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就要實現了，中國從此會走向繁榮富強……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后，人民政府通過贖買，接管了中興公司的地盤和資產，并改名為104廠，后定為重慶鋼鐵公司第三鋼鐵廠，簡稱重鋼三鋼廠、三鋼，成為國家冶金部定點生產無縫鋼管的廠家，也是中國獨家生產鐵道墊板的企業。改革開放后，被國務院工業指導委員會評為國家二級企業，后成立重鋼集團中興實業公司。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胡子昂把經營的中興公司、水泥公司、華西公司、自來水公司、華康銀行等企業的全部財產無償捐獻給了國家。他說，“以前我做過許多救國夢，教育、農業、實業，結果發現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一條嶄新的道路，愛國報國的愿望才能得以實現。”

民建先賢 黨的摯友

重慶談判期間，重慶工商界人士開辦了星五聚餐會。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應重慶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出席民建前賢等工商界人士舉行的一次星期五聚餐會，作了《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周恩來的演講對組建民主建國會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對胡子昂民主實業救國的震動很大。

不久，國民政府經濟部一紙公文，下令關閉中興公司，辦理員工遣散。中興公司的倒閉，使胡子昂認識到，依靠官僚資本是不能發展民族工商業的，“實業救國”的道路走不通。于是，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其間，他擔任了黃炎培創辦的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據民建重慶市委副巡視員李瑞祥介紹：1945年秋，胡子昂積極支持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的建立，委托鄢公復為代表參加民建發起工作，12月16日民建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宣告成立。以后胡子昂一直積極配合民建會的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慶參議會議長，并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立法委員。在任議長期間，重慶市參議會不掛國民黨黨旗。在立法院會議上，他公開反對蔣介石轟炸解放了的濟南市。他還拿出20兩黃金資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支持出版進步書刊。

同年1月10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會議閉幕后，民建又協同舉辦政協陪都各界協進會成功大會籌備會，商定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廣場舉行慶祝大會，邀請周恩來、董必武、邵力子、孫科、沈鈞儒、李燭塵等政協代表出席講話。胡子昂以重慶市參議會議長的身份最后講話，并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希望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廣泛團結，作為黨派團結的基石，共同爭取協議的徹底實現！”

據2012年10月19日《重慶晨報》專訪胡子昂長孫胡大模報道，講述了胡子昂一些鮮為人知的軼事：當時國難連連，加之官僚資本的傾軋，胡子昂日益感受到實業救國的局限性，在接觸了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等共產黨人以后，他認為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國的良方，于是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成為共產黨的堅定盟友。

胡子昂靠近共產黨以后，有許多不畏強權的壯舉。比如他任陪都參議長期間，堅持拒絕給戴笠吊喪。

建立抗戰勝利紀念碑（現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時，胡子昂力排眾議，堅持拒絕在紀念碑上面突出蔣介石的個人作用。他表示，該紀念碑的紀念主題應該是全民族抗戰勝利，不能只突出某個政黨或者個人。

胡子昂仗義疏財，人緣極好。胡大模記得家里長輩曾經說過，當年胡公館成了高層民主人士的聚會場所。張瀾、史良、朱蘊山、郭沫若、施復亮、廖伯康、張友漁等人都是常客。

胡大模聽奶奶說：1948年底，鄢公復當時交給胡子昂一張名單，上面有關押在渣滓洞的十幾位民盟盟員、中共黨員和其他進步人士。祖父十分著急，立即將該名單交給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和重慶市長張篤倫，要求幫助。由于祖父與張群、張篤倫均有私交，同時民盟組織又通過潘大逵、梁漱溟、鮮特生、范樸齋等人也交了同樣名單給張群施加影響，在共同作用下，這批人就從渣滓洞釋放了出來。胡子昂在關鍵時刻公開保護了進步人士。

李瑞祥說，胡子昂在“較場口事件”中非常英勇頑強，三呼“要和平！”有智有謀，并急救了施復亮等同志。

1948年底，胡子昂離開重慶去了香港。

中國革命勝利在即，新中國成立的曙光在前，中國共產黨忘不了風雨同舟的民主同仁。1949年初，應中共中央邀請，胡子昂由香港赴北平，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參加了開國大典。同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摯友。在《胡子昂軼事》文中載道：1985年10月10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來重慶視察。一天下午，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胡北淇（胡子昂的侄兒）陪她散步時，鄧穎超說：“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工作多年，從那時起，胡子昂就與我們合作共事。現在為了祖國統一，一直合作到現在，不愧是黨的真誠朋友。”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給祖國帶來了和煦春風。在歡愉振奮之余，胡子昂開始思考，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后，工商界的成員應該怎樣發揮作用。此時，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彌篤，奮進不息，帶著這個問題，他以巨大的熱情和魄力，帶領全國民建、工商界的廣大成員，努力探索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路子。

從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各地民建、工商聯的基層組織，大江南北處處留下他的足跡。《鋼鐵巨擘胡子昂》“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心竭力”載，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幾天時間里，胡子昂組織召開了近30次座談會，經常是上午一個會，下午又一個會，認真傾聽各方面的意見，了解掌握了經濟建設中的種種情況，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當時，正值盛夏酷署，望著胡子昂由于奔波勞碌而蹣跚的腳步和被汗水濕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為之感動。

經過大量深入的調查研究，胡子昂還就經濟領域里的一些重大問題，與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聯名給黨中央寫信，譬如1981年提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設備管理工作的建議》，1982年提出的《關于扶持和振興中藥事業的建議》，1983年6月所擬的《關于恢復和發展傳統食品的建議》等建言獻策材料，其中不少被有關部門采納。

據《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等資料記錄：1979年1月17日，距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約見5位民建、工商聯巨子：84歲的“上海機械巨頭”胡厥文、82歲的“四川鋼鐵巨擘”胡子昂、63歲的“上海紡織世家”榮毅仁、88歲的“天津水泥巨頭”周叔弢和74歲的“四川豬鬃大王”古耕虞。

福建廳里，大廳的屏風后面擺上了兩個長條桌，紅色炭火閃爍，白色水蒸氣升騰，四處飄蕩著火鍋麻辣香甜的味道。幾盤羊肉、幾個簡單的小菜，幾個長者，看上去像是老人聚會的家宴，與福建廳往日莊重的氛圍大不相同。75歲的鄧小平正在請客，幾位老人有滋有味地吃著，敘著。這是化時代的“五老火鍋宴”，一桌火鍋作舞臺，唱出了一臺歷史的大戲。

鄧小平開門見山問五老：“中國要開放，要吸引外資，想聽聽你們的開誠布公的看法和意見。”五老便提出希望原工商業者站出來辦企業，提出了利用外資，歸僑辦廠的觀點。胡子昂說，原工商業者在技術管理專長方面大有人力可挖。鄧小平聽后肯定道：“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這次談話不久，經國務院批準，由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光大實業公司（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中商）三大民營公司先后成立。

1979年10月11日，民建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工商聯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在京聯合召開。胡子昂當選為全國工商聯主委，并受民建中央委員會和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的委托，作題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工作報告。

耿耿丹心留宇宙，巍巍功業照山河。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椐據胡子昂生前的多次表示，身后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儀式，將遺體獻給了祖國的醫學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