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如（1897年4月3日～1966年10月18日），原名匯茹，字子拔，浙江諸暨楓橋鎮大奕村人。民建成立發起人之一，民建成立時當選監事和擔任技術研究組副主任；歷任民建中央委員、常務委員，上海市第一屆委員，第二屆常務委員，第三屆副主任委員，第四屆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常務委員、副主任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上海市人大代表。

才思敏捷 ?學業有成

“禹至大越，上苗山大集諸侯，駐蹕于此，爵有德、封有功。”魏如的祖父魏彭年和父親魏奕圭均系秀才，以教書為生。魏如就出身在這世代書香門第，從小受著良好的家庭熏陶。

1910年魏如考入浙江紹興府中學堂。當時魯迅為該校教員兼監學，主管學生的學習、生活起居和日常行為。魯迅在《吶喊·頭發的故事》寫道“宣統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學校做監學。”辛亥革命前夕，學校革命氣氛濃厚，魏如參加秘密組織“革命社”。辛亥革命后，“革命社”無形解體，魯迅也離開了學校。1913年校方無端迫害四名畢業班學生，魏如作為三年級級長，領導全校學生罷課，以示抗議。罷課失敗，魏如被開除出校，并通報全省，遂失學。

1914年魏如改名大剛，進入美國基督教教會在杭州主辦的之江大學；半年后因為基督教持異議而退學，在鄉村小學教書謀生。

1915年魏如進入浙江第三中學讀書；1916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業專科學校（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科學習。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魏如擔任校學生評議會書記并兼任宣傳隊長，曾多次上街向市民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情。

“運用動力技術潛心從事工程系統操作、設計、管理、評估。”1920年魏如大學畢業后，先后進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華商華昌貿易公司和英商久勝洋行擔任練習工程師、工程師。

新中公司 寓新中國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北洋軍閥政府破壞工人運動，制造血腥屠殺，各外商洋行的中國員工全體罷工，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魏如出于愛國熱情，與同學支秉淵、呂漠承、朱福駟等人每人出資250元，開設新中工程公司，寓意“新中國”。魏如等人白天仍在洋行謀生，利用業余時間代客設計洋行不愿意承接的特殊電氣和機械裝置。半年后，新中公司約請原在慎昌洋行的工人吳梅生加入，開設工廠，用人力車床等簡陋機床，制作抽水機和柴油機。

“用燃燒柴油來獲取更大能量釋放。”1926年魏如帶領新中公司先后改裝8馬力、12馬力、16馬力和24馬力成功柴油機。

1927年久勝洋行并入英商怡和機器有限公司，魏如任該公司動力工程師。雖然報酬優厚，但魏如總感到為外人服務于心不甘。1929年魏如的同學王崇植被任命為山東省青島市工務局長，魏如遂辭去怡和公司的職務，應王崇植之邀任青島市政府辦理技術事務的技正兼自來水廠總工程師，先后為青島市設計和改裝全市路燈以利照明，為自來水廠改裝設備，使夏季不缺供水。不久，王崇植離任，魏如見官場腐敗，辭職回上海，專任新中廠工程師。

“一·二八”事變，日本海軍陸戰隊對上海當地中國駐軍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十九路軍隨即起而應戰，地處閘北的新中廠全部毀于炮火，損失巨大。原任廠長呂漠承轉任南通大生紗廠工程師，魏如接任了新中廠廠長。經過幾年的努力，魏如主持新中廠恢復了機械制造部門，生產柴油機并兼營各種修理裝置業務，承包建筑鐵路、公路鋼橋。1934年到1935年，先后承包了粵漢、浙贛、蘇嘉等鐵路橋梁十座，獲利頗豐，工廠因此得到進一步發展。1936年試制成功45馬力汽車用高速柴油機，效果良好。

鐵血西遷 ?實業救國

1937年“八·一三”日軍向上海大舉進攻，以租界和黃埔江中的軍艦為作戰基地，炮擊閘北一帶，中國軍民奮起反擊。魏如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幫助下，將新中廠遷至武昌，在武昌購地建廠，準備長期制造汽車發動機。但不到半年，日本侵略者逼近武漢，魏如在危急中一面安排工廠撤退，一面組織人員協助漢陽兵工廠拆遷。

魏如將新中廠遷至長沙，喘息未定，又逢長沙大火，倉促間再移祁陽，制造供汽車使用的煤氣機。抗戰時期石油匱乏，用這種煤氣機的汽車在內地發揮了重大作用。

從1938年到1944年的六年中，新中廠在祁陽逐步發展，先后開設了鍛鐵、鑄鐵、煉鋼、軋鋼、金工、發電等十一個工場，生產各種煤氣機、蒸氣機、切削機、抽水機、鼓風機等。

“中國人想造汽車，從上世紀20年代起就開始有人動腦筋了。”砥礪前行，上天不負有心人。新中廠支秉淵與魏如等一道在祁陽共同研制造了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制造的第一輛汽車。中國造汽車在祁陽城郊的海水灣，邁出了走進汽車制造大國行列的第一步。一個月后，他們駕著中國第一車駛出新中廠門，跨過古東江，奔向衡桂公路，攀越川黔崇山峻嶺，去參加當時在陪都重慶舉辦的工業展覽會。

為了保證機器制造的原料需要，魏如又與銀行家呂越祥等合辦了民生煉鐵廠，并招股電設了七里橋煤礦公司，開采煙煤以供發電之用。這時，新中廠的員工數、業務量和生產品種是內地私營廠中規模較大的企業。

“豫湘桂會戰，六萬同胞處于日軍鐵蹄蹂躪之下。”1944年4月，日本侵略軍進攻豫湘桂，逼近祁陽，新中廠又一次受到嚴重威脅。魏如除給不愿撤退的工人發給少量遣散費外，將一千多噸機器設備先由湘桂路運往柳州，再經黔桂路輾轉運往重慶。由于黔桂路秩序混亂，新中廠的器材幾乎散失殆盡，撤退工人與家屬沿途忍饑受餓失散不少，又遇瘟疫，有的死于途中。退到重慶，工人只剩一百余人，帶到重慶的殘余物資，僅有幾箱圖紙和幾噸殘缺不全的器材，由廠里一臺舊卡車運了些小件工具到達。于是新中廠一面由支秉淵去美國購買機器，一面由魏如組織恢復生產。

與此同時，新中公司先在沙坪壩買開源機器廠19臺設備，設立沙坪壩分廠，制造加工引信的自動機床、鉆床及工夾具，大批量生產急需的其他170多臺通用裝備。半年后，引信的生產準備基本就緒，新中公司向重慶花紗布管理局購買其位于長江南岸李家沱工業區的重慶紗廠廠房家具，添造熔銅工廠及宿舍數宅，除祁陽撤退來渝的員工做修理工的技術教師外，又招收訓練重慶當地以碼頭工人為主的合同工數百名，總計職工達400多人，建立李家沱分廠。

“供應前方的生產是國防工業的第一要義”。10月10日，新中廠與內遷工廠在重慶舉辦“廠礦出品展覽會”，轟動山城。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前往參觀并題詞，對民族工業給以高度評價，使民族工商業者受到極大鼓舞。

民主建設 鞠躬盡瘁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置國計民生于不顧，積極準備攻擊解放區，發起內戰。內遷工廠無事可為，發不出工資，普遍解雇工人，停工停產，引起工人罷工。魏如與重慶機器同業公會理事長馬雄冠等人邀集在重慶辦廠的一百多名廠主，組成請愿隊先后向國民黨政府翁文灝、宋子文等人請愿，要求改造成渝鐵路，以維持內遷工廠的生產。宋子文堅決不肯在改造成渝鐵路時使用國貨，一心要進口美國設備。

資源委員會趁內遷工廠處于困難之機，出面收買各廠機器設備，實際上是要并吞內遷工廠，扼殺民族工業。對此，魏如堅決拒絕。從這些現實教訓中，魏如對國民黨政府的媚外賣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中國向何處去？”“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這時，魏如經胡厥文介紹，積極參加民主建國會的籌備活動，經常參加民建的秘密會議，讀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和一些秘密文件材料，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拒絕國民黨政府的軍工生產訂貨。

1945年11月2日午后，黃炎培與胡厥文為會議主席，主持遷川工廠聯合會與國訊、憲政發起工廠的民主座談會。到會的有31人，魏如等13人積極發言發表了對當前時局的意見。新中廠緊縮生產，四處籌措資金，尋找貨源，勉強維持工廠生存。在發不出工資時，寧愿抵押材料、機器去借款，也不為國民黨生產內戰所需要的軍火。

12月16日在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大會上，魏如被當選為監事。12月20日民建召開第一次常務理事會，決定設立秘書處、財務組、會員組等八個辦事機構，魏如擔任技術研究組副主任。

1946年春，魏如回到上海，在惠民路購得廠房，買了一部分日本賠償兩機器，加上由時任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支秉淵從美國買回的機器，恢復了上海新中廠。

新中國成立后，魏如堅決擁護黨的政策，響應政府號召，帶頭將新中廠公私合營，積極參加抗美援朝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者的群眾性運動，并擔任新中動力機器廠廠長，后任上海農業機械公司經理。

1966年10月18日，魏如在上海病逝，終年6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