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叔章是我國現代婦女運動的先驅，老一輩的女革命家。她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從謀求個人解放，到投身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從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她是30年代的老中共黨員，但組織上讓她以民主人士身份進行工作。直到80年代，經中共中央批準，她才公開了共產黨員身份。她出身于平民，青年時即只身離鄉，自立自強，讀完大學，做過抗日救亡工作、教育工作、婦女兒童工作、經濟工作、統一戰線工作，以堅韌的毅力和非凡的膽識，戰勝各種困難，一生經歷過許多風云變幻的事件頗具傳奇色彩。

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

羅叔章，湖南岳陽人，生于1899年12月21日。父親為人正直，以行中醫為業。母親秉性嫻淑，知書達理。在封建社會里，各種各樣的舊禮教，猶如一副副枷鎖戴在婦女身上。對于羅叔章來說，最沉重的枷鎖莫如不準讀書和包辦婚姻。為此，她同家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幼年的羅叔章看見男孩子們到了入學年齡都去學堂讀書，因為自己是女孩兒不僅不能讀書，還不許到外面去玩，整天要在家里跟著母親學做針線活，特別是要學刺繡。對此，她心中非常不平。她向父母提出讀書要求。但是，思想守舊的祖母不同意。幾天之后，羅叔章對母親說，如果不同意她去讀書，那么她也不學刺繡了。母親很為難，只好采取一個折中辦法，既教她刺繡，也教她讀書。這件事，在羅叔章幼小的心靈里蒙上了一層男女不平等的陰影。

羅叔章十二歲那年，母親突患時疫病逝。辦完喪事不久，祖母和父親就要給叔章訂婚。叔章失聲痛哭，表明自己堅決不同意這門婚事。父親知道叔章是不會屈服的，考慮到自己經常在外行醫，無人照顧叔章，提出讓叔章寄居到姨媽家去。

1914年秋，羅叔章在姨媽的幫助下終于邁進了岳陽洞庭女校的大門，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一年以后，她又在洞庭女校兩名進步教師的幫助下去長沙，考入了著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在長沙，羅叔章接觸了進步思想，參加了長沙學生舉行的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激發了她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

從女子師范畢業后，祖母和父親又提到她的婚事，而且要她趕快結婚。羅叔章知道，用婦女解放、婚姻自主的道理是無法說服祖母和父親的，擺脫包辦婚姻的惟一辦法，只能是離開這個家，遠走高飛，去開創自己的人生道路。

去安徽，下南洋

1919年秋，羅叔章離家去安徽滁縣縣立女子學校任教。當時，五四運動掀起的民主與科學的進步思想正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傳播，也激勵著政治上要求進步的羅叔章。她經常和校內傾向進步的教師一起閱讀《每周評論》《新青年》等刊物，討論國家大事。

當時，羅叔章利用假期到南京東南大學、參加了由陶行知、黃炎培創辦的暑期教師講習班學習。

1923年，由黃炎培先生介紹，羅叔章漂洋過海來到南洋荷屬東印度的婆羅洲（即現在印尼所屬的加里曼丹島）華僑創辦的中華學校教書。當地華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記祖國。羅叔章在學生和華僑中介紹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啟發華僑后代的愛國主義思想。她講課內容充實，感情充沛，語言生動，感染力強，總是受到學生的歡迎和校方的稱贊。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到南洋。面對祖國政治形勢的變化，羅叔章激于愛國義憤，帶領三名華僑學生于1928年乘船回國。

初識宋慶齡

回國后，羅叔章旋即考入暨南大學政治經濟系，1932年畢業。五年的異國生活，把羅叔章鍛煉得更加成熟，她從眾多同學中脫穎而出，成為班上的活躍人物。大學生活是緊張而充實的。最使她終身難忘的是她作為華僑學生代表被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接見。

1929年8月，宋慶齡應“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發給“同盟”一封電報。她在電報中對蔣介石政權進行了嚴厲的譴責。電報傳到暨大，同學們非常敬佩宋慶齡的革命精神。大家決定，由羅叔章執筆代表大家給宋慶齡寫信，表示對她的支持和敬意。不久，宋慶齡在自己的寓所里接見了羅叔章。

宋慶齡一見到羅叔章，就親切地同她握手，并微笑著說：“歡迎你！暨南大學是一所進步的學校，可是反動勢力也較強。你代表的華僑學生有多少？”羅叔章回答說：“我代表的華僑很多都是愛國的，都是尊敬孫中山先生的！”宋慶齡聽后滿意地說：“個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主要還是依靠廣大群眾，包括你們這些愛國的華僑學生……”

宋慶齡的接見，給羅叔章以極大的激勵。

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從暨大畢業后，羅叔章先后在多所學校任教，在青年學生中宣傳抗日愛國思想，組織學生參加各種進步活動。

1934年，羅叔章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深入我國華北各省。是年冬天，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不久，上海婦女界成立救國聯合會，羅叔章被選為理事。1936年11月23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成員沈鈞儒等“七君子”無辜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羅叔章跟隨宋慶齡、何香凝一行同車赴蘇州營救。她在營救活動中表現非常積極，曾引起國民黨特務的密切注意和監視。

“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羅叔章受黨組織的委托，在上海創辦中華女子初級職業學校，培養的學生大多參加了戰地服務團等抗日救亡工作。實際上，這個學校也是黨進行秘密活動的據點之一。

“八一三”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羅叔章在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等人的號召下，動員上海工商界的家屬參加募捐、制作慰問品去傷兵醫院進行慰問，同時開辦救護訓練班，培養戰地救護人員。直到上海失守前，她才取道香港，撤退到內地。

1938年春，羅叔章經廣州長沙來到武漢。在中共武漢辦事處，她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從此便在他們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工作。

1938年5月，宋美齡在廬山召開全國各界知名婦女談話會。羅叔章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她配合鄧穎超做了許多工作，會上仗義執言，會下廣交朋友，擴大影響。

會議最后決定成立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由宋美齡任指導長。委員會下設八個組，其中文化事業組由沈茲九、羅叔章負責。羅叔章分管婦女文化教育。她多方奔走、籌款，借用教室，聘請教師，僅半個月內，相繼在武昌、漢口等地辦起二十多個女工文化班，學員有一千余人。

武漢失守前，我黨號召動員工廠向后方疏散。羅叔章組織文化班的學員互相串連，宣傳黨的號召，先后有數千名工人從武漢撤退到重慶、西安、延安等地繼續開工生產。女工文化班起著發動群眾、團結抗日和接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的積極作用。

做工商界的統戰工作

羅叔章在重慶工作了六年，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從事工商界和上層婦女的統戰工作。

為便于開展工作，羅叔章于1942年2月籌款創辦了重慶制藥廠。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在推行合作社制度，羅叔章提出該藥廠也采用合作社制度。這樣既便于廣泛籌集資金，也便于在官方合法登記。藥廠掩護了黨的地下工作，并為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提供了便利條件。

羅叔章嚴格保守黨的秘密，連藥廠的骨干分子也不知道工廠與共產黨有什么聯系。例如，當時職工們都知道重慶最有名的藥房之一“廣大藥房”經理盧先生和重慶上清寺十七號的李太太是藥廠的老主顧，直到解放后，大家才知道，盧先生就是任外貿部副部長的盧緒章，李太太則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先生和何香凝女士的女兒、中共黨員廖夢醒。藥廠的產品就是由他們通過黨的地下渠道運往各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手中的。

羅叔章作為制藥廠經理，躋身于工商界人士之中，先后摸清了重慶工商界各幫派的勢力和大、中、小企業家的政治態度。她的朋友中，有遷川工廠聯合會的頭面人物，也有一些川幫企業家。她常被邀請參加工商界的座談會和聚餐會。她在會上關于經濟問題的發言，態度嚴肅慎重，既保護民族工業的利益，也考慮到國家的利益，受到工商界人士的擁護和尊重。

抗戰勝利前后，羅叔章先后參加了三個工商團體的籌建工作，即中國經濟事業協會、中小工廠聯合會和中國民主建國會。

“經協”是為團結工商界的中、小資本家和企業中的高級職員而成立的黨的外圍組織。羅叔章是“經協”核心小組成員。核心小組是秘密的。羅叔章經常去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開會，不論是酷熱的夏天，還是雨雪霏霏的冬夜，經常在黃昏時悄悄上山，翌日天蒙蒙亮時離去。中共南方局經濟組組長許滌新說：“羅叔章提供了大量的人物情況和經濟資料。她有經營企業的知識，有魄力，執行黨的任務不遺余力，在女同志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經協”寫的意見書，揭露國民黨官僚資本巧取豪奪，宣傳黨的經濟主張，常在《商務日報》《大公報》上刊登，影響很大。

重慶中、小工業由于官僚資本的排擠，生產下降，不少企業被迫停工關廠。黨的地下組織指出要把它們組織起來，團結自救，同國民黨進行斗爭。羅叔章奔走于中、小工廠之間，對廠家宣傳團結的意義，舉行記者座談會，寫出意見書，向政府請愿等。1946年年初，“中、小工聯”成立，發展了千余名會員，羅叔章被選為常務理事。

1945年10月，周恩來對民族資本家發表了《當前經濟大勢》的著名講演會。周恩來的報告給民族資本家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會后，黃炎培、章乃器、李燭塵、羅叔章等反復醞釀，于1945年12月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代表民族資本家利益，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要求“與聞國事”。新中國成立后．羅叔章擔任民建中央第一、二、三、四屆常委。

羅叔章“失蹤”

1947年，羅叔章的一位朋友在美國《華僑日報》上看到羅叔章失蹤的消息，心里十分難過。她猜想，一種情況是羅叔章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另一種情況就是由于斗爭更加激烈，她隱蔽了。事實正是她猜想的后一種情況。

1946年1月，重慶制藥廠收到一封恫嚇信，信中寫道：羅叔章想走出重慶，除非她從我們手槍子彈中飛走。

黨組織考慮到羅叔章的安全。決定讓她在一位民主人士家里暫時隱藏起來。

過了一段時間，羅叔章喬裝成上海巨商，乘飛機到達上海。

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親自陪同羅叔章到盛丕華等工商界上層人士家中拜訪。5月，全市五十二個人民團體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羅叔章等八人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發表宣言，呼吁和平，反對內戰。不久，又組織上海人民和平請愿團，推派馬敘倫等十人為代表，羅叔章為代表團秘書，定于6月23日赴南京請愿。當火車到達南京下關時，國民黨特務圍住車站，毆打代表。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下關血案”。

“下關血案”發生后，國民黨特務變本加厲地迫害參加請愿的代表。羅叔章在上海已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黨組織決定安排羅叔章撤退轉移到香港或解放區。鄧穎超約她談話說：“東南西北任你挑選。”羅叔章提出去已經解放了的哈爾濱，鄧疑超同意了。

羅叔章于10月24日從上海飛抵北平，然后從北平經長春到達吉林。聽地下聯絡員說，從吉林去哈爾濱要通過封鎖線，那里有國民黨軍隊的檢查站，查得很嚴。過了這個關，前面還有一個“三不管”地帶，是國民黨部隊和共產黨部隊的拉鋸區，雙方部隊隨時都會發生武力沖突。此外，還有土匪經常出來騷擾，比較危險。對敵斗爭經驗豐富的羅叔章化裝成一位時髦的太太，謊稱丈夫是哈爾濱一家雜貨鋪的老板，自己是從娘家回來的。她通過了封鎖線和“三不管”地帶。幾經風險，未出意外，于11月20日最后到達哈爾濱。

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于當晚邀請羅叔章到家里共進晚餐。黨組織的關懷使從白區來的羅叔章激動不已。

與宋慶齡、鄧穎超的革命友誼

早在1929年，羅叔章就受到宋慶齡的接見。此后，她又追隨宋慶齡參加抗日、反蔣的斗爭。新中國成立后，羅叔章受中央委托，與宋慶齡保持聯系，聽取宋慶齡對國事的意見，轉達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圖。

羅叔章經常陪同宋慶齡到外地視察參觀、出席各種會議。羅叔章非常敬佩宋慶齡關心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的精神，并表示愿在她的指導下為婦女的徹底解放而奮斗。宋慶齡回答說：“那我們就是志同道合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宋慶齡對外幾乎沒有什么活動，但與羅叔章仍然保持聯系，一如往昔，或是寫信，或是送些禮物。宋慶齡曾給羅叔章寫信說：“贈給你一些夏威夷的果食，瑞士的巧克力糖。來得不易，請你自用。殷切地望你迅速恢復健康！”

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國慶節前夕，宋慶齡對羅叔章說：“我們大家將以無比歡欣的心情來慶祝這個國慶節日。”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逝世，羅叔章悲痛萬分。她抱病寫了悼念文章，后又決定把自己的一套紅木家具贈送給宋慶齡故居，因為這套家具是50年代初期她陪宋慶齡逛古舊家具店時，宋慶齡建議她買下的。羅叔章認為，把這套家具贈給宋慶齡故居，象征著她們之間的友誼永存。

羅叔章與鄧穎超于1938年春在武漢相識，在重慶時她們經常在一起開會、工作，交往很多，友誼很深。

鄧穎超說，羅叔章接受工作時，第一不講價錢，第二非常樂觀，想方設法完成任務，像春風，吹到哪里，哪里就有生氣，有溫暖。因此，鄧穎超就以“春風”親切地稱呼羅叔章。

“文化大革命”中，羅叔章受到沖擊。鄧穎超主動關心她，給她打電話，鼓勵她堅持斗爭。1991年，當《羅叔章文選》編輯出版時，鄧穎超以八十七歲高齡親自為文選寫序言，高度贊揚了羅叔章把一生都奉獻給革命和建設事業。

身居高位，廉潔自律、無私奉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羅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1954年10月，任中央勞動部副部長。1957年3月，任中央食品工業部副部長。1959年8月，任中央輕工業部副部長。為實施新中國經濟發展計劃，她多次到山東、江蘇、湖南等地考察油脂原料，到湖北、貴州等地考察油茶林，到岳陽考察開發洞庭湖資源。為促進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她曾率團出訪過匈牙利、印度、智利、阿爾巴尼亞等國。

岳陽是羅叔章的家鄉，按規定干部不能利用工作之便回鄉探親和游山玩水，羅叔章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幾過家門而不入。50年代初，羅叔章住在中南海。按規定，凡親友來訪不能進中南海。羅叔章的姐姐和外甥女等人來看望她，她安排她們住在外面的旅館。

在五、六十年代，羅叔章還擔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主要做工商界的婦女工作，推動了私營企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羅叔章曾先后當選為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

1985年，羅叔章將自己的積蓄一萬元人民幣捐給了宋慶齡基金會。進入90年代，羅叔章身體大不如前，已離不開心臟起搏器，她認為有必要安排自己的后事。她對秘書說，請把何香凝先生在30年代送給她的幾幅親筆畫和她的全部藏書交給岳陽市人民政府，送給家鄉人民。

1992年1月30日，羅叔章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九十三歲。

羅叔章一直獨身，沒有子女，卻引導、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她沒有留下財產，可是生前經常資助有困難的親友和同志，最后將全部積蓄捐獻給社會福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