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思黃任老

1945年7月在延安的一個窯洞中，黃任老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幾次暢談，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延安窯洞對”。對黃任老的“興亡周期律”，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處方，那就是民主。延安回來后黃任老思想產生了巨變。冒著殺頭的風險寫了《延安歸來》。1945年12月16日，黃任老聯合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中國經濟界人士組建了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中國經濟界的民族資本家和小業主以及經濟學家，在對共產主義的一些經濟政策有懷疑的時候，接受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堅持民主，走中國道路的經濟方針，暗中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民主黨派。隨后黃任老組織廣大會員為解放區籌措大批物資和資金，同時配合全國解放戰爭保護國家經濟建設基礎設施設備。為此國民黨特務還殺害了黃任老的二子黃競武烈士。

1949年3月26日，毛澤東主席邀請黃任老作為第一位來到他所下榻的香山雙清別墅的客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雙清別墅談話”。在交流的過程中，毛澤東再三向黃炎培強調，他要搞出不同于蘇聯的“中國特色”。并請黃任老做將建立的新中國民營經濟的牽頭人，中國民主建國會可以作為一座橋梁，一方面向共產黨反映民營實業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營實業家傳遞共產黨的聲音。

黃任老也不顧年老，打破自己一生不做官的老規矩，出任新中國政務院副總理，這也是政務院唯一的一個黨外副總理。中國民主建國會廣大會員也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解放全中國，抗美援朝，在后來的公私合營中積極配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

二、參政議政做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民主建國會以“共同綱領”作為自己的綱領，堅定的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謀求自己在國家政權構架中的地位和利益，這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原則，在這個基礎上積極做好參政議政。同時敢于直言，做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無論是作為政府行政官員，還是人大和政協負責人，黃任老都以捍衛黨和國家的利益為己任，對于經濟領域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尤其在1953年開始的全盤蘇化的極左時期。黃任老先后對土改時照搬落后的前蘇聯大工業化農業生產，公私合營的照搬前蘇聯一味沒收個人財產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黃任老還作為中國職業教育先行者的特殊身份對個體手工業應該給予保留等等提出了很多建議。特別是對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對考察結果如實匯報，雖然因此被打成右派，但還是認真做工作。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對民建和黃任老的建議是非常重視的，因此中國建國后的土改，土地基本分給了農民，人民公社的核算在中國也基本維持在了生產大隊。保證了中國農業的基本穩定。而中國的公私合營采取了股份制、和平贖買等和平的方式。特別是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左時期個體手工業的保留，為改革開放后個人從事以個體服務為主的小商業興起提供了基礎和政策空間，對中國的經濟復蘇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三、牢記初心砥礪前行

年輕時，我對社會和歷史有一些困惑。這個時候我接觸到了承德市民建的門海濱老主委和邵東明同志（時任秘書長）以及民建的其他同志。在門主委的介紹下，我系統的看了民建歷史，并學習了民建老同志的大量文章。我對民建堅定支持中國共產黨執政，但是在經濟領域堅持走中國道路非常贊成。我作為一個中國醫藥經濟領域的基層管理者，我覺得只有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這才是強國之本。于是我提出了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申請，1998年5月我成為了這個光榮組織的一員。

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后，我作為一個負責具體工作的國家公務人員，對我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遇到的問題，敢于直言及時撰寫社情民意，認真思考提出建言獻策。民建市委、省委和民建中央也多次采納鼓勵。

作為一個民建的老同志，我也對新同志說幾句心里話。中華民族的復興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是中華文化和道路的復興，因此必須堅定的反對崇洋媚外，堅定的從中國文化中找出一條中國道路。因此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不是追求政治利益的黨派，更不是一個升官發財的地方。她是一個堅定的支持中國執政，但重心放在中國經濟建設的政策反映，理論探討以及社會實踐的社會組織。在經濟領域要敢于說真話，要善于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建議，特別是勇于參加經濟建設，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在經濟領域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