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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
    第十五章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大會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確定了分兩步走、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的奮斗目標。大會提出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確立了新時期多黨合作的新的政治基礎和奮斗目標,使廣大民建成員深受鼓舞,極大地調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

      第一節 ?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3年11月8~19日,民建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工商聯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同時舉行。出席民建四大的代表共500人,來自192個地方組織,代表著26 372名成員。

      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中共十二大精神為指導,回顧和總結三大以來的工作,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針和任務,動員全會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開創民建工作的新局面。

      大會開幕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宣讀了中共中央的賀詞。賀詞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民建、工商聯對團結、教育成員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推動成員發揮經營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民建、工商聯制定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積極參與國家大事的協商,對經濟建設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建議;協助黨和政府落實各項政策,廣泛團結工商界和與工商界有聯系的人士;努力開展對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國外僑胞中工商界及有關人士的聯絡工作,促進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特別是近兩年多來,民建、工商聯成功地開展了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工作,在傳播科學技術、改善一些企業的經營管理、安置待業青年、以智力支援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方面,走出了新路子,取得了新成績,創造了新經驗。

      胡厥文致大會開幕詞。他說,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召開的。希望把大會開成繼往開來,更好地開創民建、工商聯工作新局面的大會,開成初步實現新老干部交替、合作,發揚大團結精神的大會。

      胡子昂代表民建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和全國工商聯第四屆執行委員會作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為開創民建會、工商聯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奮斗》的共同工作報告。孫曉村代表民建第三屆中央委員會作了《團結奮斗,自強不息,開創民建工作新局面》的工作報告。

      大會認為,自上屆代表大會以來的4年,是建國以來民建、工商聯廣大成員為國家建設服務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暢的4年。各級組織和成員用自己的行動,努力實踐“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創造性地開展了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活動,找到了發揮成員特長、為四化建設貢獻力量的有效途徑。大會對這一時期工作的基本經驗作了總結。一是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同民建、工商聯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二是聯系實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斷提高成員的愛國主義覺悟。三是組織起來,充實骨干力量,擴大為四化建設服務的隊伍。四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扎扎實實地調查研究。五是主動爭取中共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大協作。會議強調指出,從1979年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到1981年提出開展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這條為四化服務的新路子,以及今后各項工作的蓬勃開展,始終貫徹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堅定不移地同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斷提高學習領會和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自覺性,從民建、工商聯的實際出發,在“結合”上下工夫,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優勢,努力摸索具有自己特色的為四化服務的新路子。

      大會通過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章程》。新會章對民建的性質、地位作出如下規定:“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是在中國人民革命進程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具有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本會的一切活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本準則”。會的發展對象是“與本會歷史上有關系或工作上有密切聯系的從事工商企業工作和其他經濟工作的人士以及有關人士。”新會章規定,中央委員會設主席、副主席,并成立中央執行局。

      大會選舉了新的領導機構。大會選出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86名。隨后召開的四屆一次中委會會議選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57名。會議選舉胡厥文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子昂、許滌新、孫起孟、郭棣活、孫曉村、周士觀、童少生、浦潔修、湯元炳、吳志超、陳邃衡、陳銘珊、萬國權、馮梯云、黃大能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秘書長為蔣達寧。當選常委的有:于子敬、王濤、王光英、王艮仲、王紀華、方文瑜、鄧季惺、艾魯川、盧燕南、葉仁壽、田玉璞、成盛三、師星三、朱紹文、朱德禽、華煜卿、向德、劉公誠、劉丙吉、劉崑水、劉靖基、孫延年、蘇寶琮、李文杰、楊天受、楊克成、楊美真、吳大琨、吳覺農、吳羹梅、沈翰卿、張仕騫、張煥文、張敬禮、陳乃昌、陳子彬、陳祖湘、羅叔章、孟昭伯、榮毅仁、柏岳、鐘復光、侯啟興、祝公健、莫藝昌、倪家璽、徐崇林、郭守昌、資耀華、浦亮元、黃涼塵、章元善、董幼嫻、虞效忠、蔡載經、漆琪生、潘廉志。

      為適應會的長期發展的需要,減輕老同志的繁重工作,讓年富力強的同志擔當中央的日常工作,逐步實現新老合作交替,從本屆開始,民建中央設立了中央執行局。經四屆一中全會選舉,孫曉村任中央執行局主任,馮梯云任副主任,委員有蔣達寧、朱德禽、周同善。中央執行局在中央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另據新會章規定,民建中央設立了中央委員會顧問。這些措施,既加強了各級領導集體對會務工作的領導,也為逐步實現新老合作交替創造了條件。

      大會期間,胡耀邦、鄧小平、彭真、鄧穎超等會見了全體代表。

      第二節 ? 積極履行政黨職能

      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

      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逐步朝著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都向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通報情況、征求意見。在此過程中,民建本著肝膽相照的精神,坦誠地提出意見和建議。在這一時期,中共地方黨委同民主黨派地方組織之間的政治協商情況也有了很大發展。民建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受到中共黨委和政府的重視和采納。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79年年初到1986年年底,民主黨派領導人出席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召集的各種協商會33次,超過了“文革”前17年的總和。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整黨。中共中央整黨工作委員會作出《在整黨中充分聽取黨外朋友和黨外群眾的意見的若干規定》。隨后,民建中央向地方組織發出通知,要求把幫助中共整黨作為全會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通過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實踐,提高全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自覺性,提高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

      在幫助中共整黨的過程中,民建中央多次召開座談會,收集意見和建議。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88歲高齡的胡厥文作書面發言,他在充分估計整黨工作的重要意義之后,提出一定要始終做到整黨與生產、工作兩不誤,充分聽取黨外群眾的意見,要有具體的適當的措施和制度。他的意見,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并在工作中予以采納。

      在民建四大期間,一批成員擔任了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在政府任職。其中,有1 140人擔任各級人大代表。胡厥文、榮毅仁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5人擔任全國人大常委,38人擔任省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和常委,125人擔任市、縣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和常委。成員中擔任各級政協委員的有3 030人。胡子昂、王光英、劉靖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25人擔任全國政協常委,182人擔任省級政協副主席和常委,500人擔任市、縣級政協副主席和常委。此外,還有一批成員在政府和司法機關任職,21人擔任副省長、副市長,34人擔任正副廳局長。1988年2月,馮梯云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副部長,這是“文革”以后第一位非中共黨員擔任的副部長。

      參加人大、政協和政府工作的成員,認真負責地履行各自的職責,發揮了重要作用。陳邃衡在1957~1966年曾任南京市副市長。1981年,他再次出任南京市副市長。他與中共黨委和政府密切合作,關心人民疾苦,認真負責地為群眾辦理各種他們熱切盼望解決的老大難問題,被市民譽為“馬路市長”。為此,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的內部刊物專門介紹了他的事跡,稱贊他“像一個黨性很強的共產黨員那樣在工作”,“值得廣大干部和共產黨員學習”。

      二、為經濟體制改革獻計獻策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改革的重點由農村逐步轉入城市,城市經濟改革由試點發展到全面鋪開。民建各級組織和成員圍繞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結合各自實際,開展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向中共和政府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就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向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黨外人士征求意見。當時,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正在廣州召開14個沿海城市和特區工作座談會。會議期間,就我國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改革的思路,民建、工商聯如何參與改革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這次會議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經參加協商會的孫曉村向胡耀邦等領導人反映后,得到了充分肯定。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私營經濟的發展為社會各界所關注。民建中央認為,私營經濟是我國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做好對私營經濟及其代表人士的工作,對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關系極大。民建不僅有責任、而且有條件協助政府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為此,孫起孟、孫曉村、湯元炳、陳銘珊、萬國權、馮梯云等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作了聯合發言,強調要加強對私營經濟情況的調查和理論研究,以此作為制定政策、法律的可靠基礎。隨后,民建中央組成調查組,與民建浙江省委一道,赴溫州市進行典型調查。這一行動,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重視和大力支持。這次調查形成了《溫州私營經濟調查報告》及專題報告十余份,分送中共和政府有關部門。在1988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湯元炳、陳銘珊、馮梯云再次聯合發言,贊成在憲法中增加私營經濟的內容,并從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規等方面提出11條具體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同志指示有關單位和部門,在制定私營經濟的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時,要注意聽取民建、工商聯的意見。此后,民建、工商聯先后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關于私營企業若干稅收政策的規定》的修改討論,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在此期間,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經過全國規模的調查,還先后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改革茶葉管理、流通體制的建議》、《關于充分發揮人民銀行對宏觀經濟控制和調節作用的建議》、《關于加快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的幾點建議》。這些建議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重視。胡耀邦對民建、工商聯關于茶葉問題的建議作了批示。國家經委據此召集商業、經貿、農業、財稅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對建議進行了研究,認為民建、工商聯對茶葉產供銷問題的分析透徹,提出的建議是好的。所提17條建議,除涉及機構設置需通盤考慮外,均被采納。

      各級地方組織廣泛開展了群眾性獻計獻策活動。為反映和交流成員參政議政的成果,民建福建省委于1986年2月創辦了《咨詢與建議》。其中,許多建議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采納。有的還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上海社科院將這份刊物收入《全國社會科學內部刊物總攬》。

      三、努力拓展社會服務工作

      在民建四大期間,民建、工商聯更加有組織地廣泛開展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活動,使為四化建設服務的工作不斷得到深入。

      一是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

      1983年,民建、工商聯開始建立東、中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同西部地區的對口支援協作關系。北京、遼寧、河北支援內蒙古,天津支援甘肅,上海支援寧夏、新疆,江蘇支援廣西,上海、浙江支援云南,山東支援青海,把東、中部的智力優勢與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結合起來,取得了明顯成效。

      1984年,陜、甘、寧、青、新西北5省區民建、工商聯建立了地區間的協作組織,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在甘肅蘭州舉行,參加會議的除西北5省區外,還邀請了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四川、廣西等民建、工商聯省級組織負責人和地方黨委統戰部、民委的負責人參加。從1984年到1988年,每年一次的西北5省區協作會議,實際上成為民建、工商聯全國性的支邊扶貧工作會議,溝通情況、總結經驗、研究問題、明確任務、推動工作,為搞好支邊扶貧工作發揮了很大作用。

      1985年5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了支援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交流會,表彰了一批做出突出成績的先進集體和個人。會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開展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從實際出發,在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生產力、培訓急需的專業人才、發展鄉鎮企業、建立橫向聯系、引進先進技術等方面做好工作,把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推向一個更加扎扎實實的、更加講求效益的新階段。

      1986年,上海市民建、工商聯與寧夏民建共同對固原地區的4個縣進行宏觀咨詢考察后,根據當地資源特征,提出了《關于寧夏固原地區4縣脫貧致富的咨詢考察綜合報告》。這一活動,開拓了以政策性咨詢為重點的支邊扶貧新途徑。

      1987年3月,民建、工商聯與國家民委組成聯合扶貧工作小組,在廣西百色地區的靖西、德保等4個縣建立了扶貧聯系點,本著“一點多線、咨培兼顧、宏微結合、民縣共富”的指導思想,從對地區經濟發展規劃論證到解決企業生產技術問題、提高經濟效益、培訓人才、發展支柱產業,做了大量工作。

      根據咨詢工作的發展,1987年4月28日~5月4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召開經濟咨詢工作會議。28個省級組織和9個計劃單列市的民建、工商聯的負責同志,共110人參加了會議。23個省、區、市的統戰部和民委、科委的負責同志也應邀參加了會議。會議圍繞咨詢工作的意義和作用、建立咨詢機構、加強橫向聯合等專題進行了討論。會議認為,經濟咨詢工作是民建、工商聯重要的長期任務。會議確定,把“加強組織、開展聯合、發揮優勢、講求實效”作為今后經濟咨詢服務工作的方針。這次會議,對進一步推動民建、工商聯的經濟咨詢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二是協助政府實施“星火計劃”。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國家科委組織實施“星火計劃”,中心內容是依靠科學技術振興地方經濟。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立即著手研究和部署為實施“星火計劃”服務的工作。5月12日,以國家科委、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和光大實業公司的名義,向各地方組織發出《關于密切配合,為實施“星火計劃”做貢獻的聯合通知》。8月9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又向12個省、7個市的地方組織發出《關于配合實施“星火計劃”進行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與當地科委及有關部門密切聯系,積極參加或協助開展工作,并及時溝通情況,交流經驗,相互配合,相互促進,作出成績。在“星火計劃”實施一周年之際,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再次發出《關于配合實施“星火計劃”,深入開展咨詢培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組織在前一段取得經驗的基礎上,把工作推開并引向深入。在以后的4年里,民建、工商聯成員以所在企業、單位為基礎,面向中小城市,面向鄉鎮企業,面向少數民族地區,向各類工商企業提供咨詢服務15萬多項,帶來的經濟效益約12億元。其中一些項目是國家“星火計劃”和國家扶貧計劃的項目。

      三是面向社會、面向改革,廣泛開展培訓工作。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開拓培訓工作的新局面,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于1984年召開工商專業培訓工作經驗交流會。會議認為,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工作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天地,可以同步進行,相互提高,是發揮民建、工商聯自身優勢,把中共的方針政策同民建、工商聯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體現。會議提出已辦的培訓學校要繼續鞏固、提高質量,同時要面向中小,面向農村,面向少數民族,支邊、支農、支軍,有計劃地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培訓工作。

      為了宣傳經濟體制改革,從1983年起,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與北京市民建、工商聯在京聯合舉辦“現代經濟知識講座”,請我國著名專家、學者和國家經濟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就經濟體制改革重大問題作報告。到1987年,共舉行了38次。每次講座都有上千聽眾。于光遠、萬典武、蔣一葦、孫尚清、牛立成、蘇紹智、劉鴻儒、劉卓甫、蘇星、何建章、張卓元、董輔礽、吳明瑜、沈堯曾、閆承宗、千家駒、許滌新、陶大鏞、劉國光、經叔平、李文杰、朱紹文、黃大能、周叔蓮、吳敬璉、吳家駿、楊啟先等先后應邀作了報告。由于當時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從計劃經濟的模式中解放出來,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不深,甚至思想上出現反復,因此,報告會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天津、唐山、張家口等地也有不少會員趕來聽講。

      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1985年,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與商業部、郵電部聯合舉辦外經工作人員培訓班。1986年,經國家教委核準,上海市民建、工商聯創辦了上海工商學院,這是全國第一所民辦財經類成人高等教育學校。學院設立對外經濟貿易、工業企業管理和財務會計3個系、5個專業,主要培養涉外經濟專業人才。學院還根據社會多方面的需要,舉辦了市場營銷、外貿實務、經濟法、外貿英語等短期培訓班,與滬港經濟發展協會聯合舉辦了外貿經營管理高級培訓班,受市經委委托開辦兩年制對外經濟貿易和工業企業管理專業合格證書班等。由于學院教學質量較高,贏得了社會的好評。1988年,在校學生達到1 750人。1992年8月,上海工商學院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成人教育先進學校。

      培養軍地兩用人才是新時期軍隊建設的重要任務。配合部隊做好人才培養工作,軍民共建精神文明,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1983年以來,一些地區的民建、工商聯組織密切配合當地部隊舉辦各類專業培訓班,受到部隊官兵的歡迎和好評。1985年,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發出《關于進一步開展培訓軍地兩用人才工作的通知》。1987年,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先后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聯合發出警民共育兩用人才的通知。北京市民建、工商聯通過刊登廣告、發函、電話聯系等辦法,主動將自己的培訓內容、師資情況和辦學條件等告訴駐京部隊,按照部隊實際需要,采取靈活方式為部隊培訓人才。陜西省民建、工商聯為省武警直屬大隊送教上門,培訓汽車、摩托車維修人才。部隊的同志贊揚說,民建、工商聯不為名利、不圖錢財,是真誠為部隊育才盡力。

      在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注意把咨詢服務與培訓人才結合起來,積極為少數民族培養各類專業人才。1986年7月,國家民委、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共同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協作,大力開展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咨詢和工商專業培訓工作的聯合通知》。這一年,民建重慶市委主辦的財經中專受民委委托,開辦寄宿制少數民族初中班。開學典禮時,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發了賀電,并向43位學員贈送了棉衣。后來,民族初中班發展為重慶市民族職業中學,成為西南地區培養少數民族人才的基地之一。《人民日報》專題介紹了他們的事跡。

      民建四大期間,各地組織舉辦高等和中等專業學校、職業學校、業余學校152所,開辦短期職業技術培訓班6 542個,初步形成了以工商經濟專業為主的多層次、多形式的職業技術教育與成人教育網絡,接受教育的有180多萬人(次)。

      為了檢閱為四化建設服務的成果,1985年10月,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為四化建設服務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民建、工商聯有96人被表彰,占總數的2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到會致賀詞。李先念、鄧穎超、習仲勛、田紀云、楊尚昆、薄一波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出席表彰大會的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

      四是創辦各類企業,直接參與經濟建設。

      1986年6月10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正式成立。胡子昂擔任董事長,張敬禮、古耕虞、黃涼塵、孫曉村、陳其襄、萬國權、鄒斯頤擔任副董事長,總經理為鄒斯頤。公司注冊資本1億元人民幣,為國務院的直屬公司。公司的重要特色和主要任務是:充分發揮全國工商界人士的作用,采取多形式,通過多渠道,在多層次、多領域開展內外經濟活動,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直至1989年,國務院調整直屬公司時被撤銷。1984年,民建成員、我國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的長子盧國維提出創辦大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得到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公司創辦以后,為當地引進資金技術、特別是發展長江航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86年11月,胡子昂致信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將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所屬咨詢服務機構有計劃、有步驟地轉為事業單位,并逐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咨詢服務網絡。這個建議獲國務院批準后,1987年4月24日,中國工商經濟咨詢公司正式成立。公司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法人企業。萬國權任董事長,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咨詢培訓辦公室主任柏岳為總經理,董事會成員由省級組織民建、工商聯推定代表組成。

      從80年代初開始,民建、工商聯各級地方組織也先后創辦了各類工商企業。到1985年年底,已有各類企業1 300多戶,從業人員超過10萬人。為了加強管理,引導企業健康發展,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于1986年6月在湖南長沙召開全國企業工作會議。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民建、工商聯興辦企業的目的和任務,要求全會所有企業必須愛國、守法、敬業,遵守國家政策法令,端正經營作風。會議經過討論,形成了加強企業管理工作條例,使各地組織對所屬企業的管理有章可循。

      第三節 ? 紀念民建成立40周年

      1985年12月16日,是民建成立40周年紀念日。為了回顧民建成長和發展的歷史,鼓舞成員繼承和發揚民建的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作出更大貢獻,民建中央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

      出席大會的有:民建中央主席、副主席,在京中央委員、顧問,第一屆理事監事成員,以及北京市部分民建會員。應邀參加大會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國務委員谷牧,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錢昌照,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其他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及各團體的有關負責同志。

      紀念大會由孫曉村宣讀胡厥文的講話。胡厥文在講話中,回顧了民建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在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中走過的光榮的革命歷程。他說,民建成立以后,積極參加了反帝、反獨裁統治,以及爭取民主、和平、統一的斗爭,1948年熱烈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1949年9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圣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民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時期,根據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培養和提高工商業者成員成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團結工商界,配合政府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主要任務,盡到了我們光榮的歷史責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撥亂反正,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民建工作也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1979年10月,民建三大制定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各級組織和廣大成員懷著強烈的報國熱情和獻身精神,投入到為四化建設服務的工作中,作出了積極貢獻。

      講話高度概括了民建在40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優良傳統。第一,堅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40年來,促使本會堅持站在中國人民的一邊,站在忠實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邊,始終為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斗的思想基礎之一就是愛國主義。第二,堅持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黨密切合作,一道前進。幾十年來,本會在長期的鍛煉和考驗中形成了與黨越來越親密的合作。今后本會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一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自覺地爭取和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密切結合本會的具體實際,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獨立負責地開展工作,誠心誠意地做中國共產黨的諍友。第三,堅持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幾十年來,本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關心幫助下,堅持推動成員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新的時期,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不斷發展的形勢,在堅持改革和貫徹開放、搞活方針的前提下,抵制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腐蝕,繼續堅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斷提高思想覺悟,更好地為四化建設服務。

      彭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以熱烈的祝賀。他說,民建成立后,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積極參加了愛國反帝和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統治的斗爭。民建在人民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寫下了自己的光輝篇章。新中國成立后,民建進一步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逐步確立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路線。在參加人民政權建設、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中,在參加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都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民建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年內亂期間,民建的領導人和許多成員受到了迫害,但他們跟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經受了考驗,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特別指出,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以后,民建適應形勢的發展,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軌道上來,提出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中重大問題的協商,對國家建設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和建議,積極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各項政策。特別是民建和工商聯一起面向社會,面向城鄉企業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積極開展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工作,在對外開放中協助政府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開辟了為四化建設服務的新路子,取得了顯著成績,日益顯示了重要的作用。彭沖的講話,對民建的歷史和貢獻作了高度評價,給民建各級組織和成員以極大的鼓舞。

      在紀念大會上,楊靜仁代表全國政協、錢昌照代表其他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分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辭。

      民建地方組織也舉行了相應的紀念活動。

      第四節 ? 召開全國代表會議

      一、采取措施,加強自身建設

      民建四大以后,為了保證和推動為四化建設服務工作的順利開展,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于1984年4月在北京召開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會議由胡子昂主持,胡厥文講話。會議確定了新形勢下改善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針、任務和要求。1985年,為了更好地從各自的實際出發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各自成立了宣傳職能部門,宣傳機構開始分署辦公。同時,《民訊》在停刊28年之后,于1986年1月正式復刊。

      在四大期間,廣大成員立足本職、腳踏實地、埋頭苦干,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了骨干帶頭作用,許多成員作出了優異的成績,全會受到各種表彰和獎勵的累計2萬人(次),500多人獲得省級以上榮譽稱號。

      在加強思想建設的同時,組織建設邁出了很大步伐。1983年四大召開時,全會共有成員26 372名,其中77%是原工商業者,平均年齡622歲,老化問題嚴重。在此后的半年多時間里,發展成員475名,同一時期逝世325名,增長幅度很小。有的地方組織是負增長。由于當時組織發展的指導思想不夠明確,在一段時間組織發展工作幾近停滯。對這種狀況,民建中央進行反復研究,認為關鍵是要解放思想,放寬視野,根據政治任務的需要,從實際出發,重新明確組織發展方針。為此,1985年1月的四屆二中全會,重點對組織發展問題進行研究。會議提出,必須從實際出發,堅持“在工作中發展、發展為了工作”的原則,積極主動地做好發展成員的工作,特別要注意發展從事工商企業和其他經濟工作的中年人士。同年8月,民建中央又召開了組織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以中年知識分子為主,把經濟師、會計師、統計師、工程師、財經界人士、經濟理論研究與教學工作人士、在工商企業中擔任一定領導職務或社會聯系較廣泛的經營管理人員、生產技術人員等作為重點發展對象。這次會議,對組織發展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1987年9月,民建中央在唐山市召開27個省級組織、14個市級組織參加的組織工作會議。與會同志圍繞發展與鞏固、數量與質量、調動新老成員積極性和活躍基層組織生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議認為,要把發展工作作為長期的戰略任務,堅持發展與鞏固相結合,在工作中發展、發展為了工作,以中上層為主,注重發展的代表性、影響力的方針。

      到1987年底,成員總數達到41 744人。平均年齡降到59歲,文化程度提高,在職人員比例增加,結構有所改善。地方組織發展到231個,基層組織發展到2 414個。

      這一時期組織工作的一個突出成果,就是新老合作交替有了新的進展。根據四大決定,民建中央設置了中央執行局和榮譽職務,為促進新老合作交替創造了條件。四大以后,民建中央對執行局和各工作機構進行了幾次調整。在1985年的四屆二中全會上,孫曉村主動辭去了執行局主任職務,選舉萬國權為執行局主任,增選馮克煦為執行局委員,工作機構進一步年輕化。

      此后,民建中央把培養、選拔、考核、引進年輕同志,建立后備干部隊伍,推動新老合作交替,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從1985年12月起,連續舉辦了6期讀書班,培訓成員118名,從中物色、選拔了一批骨干力量,充實到中央和省級組織的領導機構、工作機構。

      二、召開全國代表會議

      1986年12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深化企業改革、全面提高經濟效益等決策。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確定今后工作任務,同時也為推進民建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合作交替,民建全國代表會議于1987年2月20~24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組織的會員代表395名。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宋任窮代表中共中央到會祝賀。他在講話中說,民建自1983年以來,在“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綱領下,工作有了新的發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民建的領導同志和各級組織參與了國家和地方重大事務的協商、討論,向黨和政府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和建議,協助落實各項統戰政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作用。民建還發揮成員在經濟管理、專業技能等方面的特長和海外聯系比較廣泛的優勢,面向社會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開展海外聯誼活動,協助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為促進我國的四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會議由胡子昂致開幕詞,湯元炳宣讀了胡厥文《關于民建工作當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報告認為,中共中央重申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特別意義。民建完全贊同中共中央的重要決策。報告指出,要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應竭盡所能幫助中共做好政治思想領域的這項大事,并從中得到應有的教育和提高。報告指出,當前民建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組織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新貢獻;為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貢獻力量;立足大陸,面向臺灣,面向港澳,面向海外,積極開展海外聯誼工作,為實現祖國統一服務。報告要求,加強民建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為迎接民建五大做好準備。

      會議補選了中央委員28名,首次設立并選舉了候補中央委員24名。中央委員平均年齡下降了66歲。

      為了逐步推進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合作交替,會議決定設立中央咨議委員會。會議選舉咨議委員會委員37人,常務委員16人,選舉孫曉村兼任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

      這次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是民建中央領導集體在新老合作交替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

      1987年11月,胡厥文向民建中央提出請求辭去主席職務,建議由孫起孟擔任主席。民建中央將胡厥文的請求和建議用代電的形式發給中央委員。在同年12月21日召開的四屆七次常委會上,根據中央委員書面答復所表達的一致意見,決定接受胡厥文的辭職請求,推選他為民建歷史上第一位名譽主席。會議選舉孫起孟為民建中央委員會主席。

      胡厥文在擔任三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期間,領導全會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和全會同志一道開創了民建工作的新局面。他時時關心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建的興旺發達,為國家為民建舉賢薦能,為實現新老合作交替盡心竭力。他高瞻遠矚,以事業為重,以大局為重,辭去主席職務,在會內外產生了令人矚目的政治影響。

      第五節 ? 積極開展聯絡工作

      民建、工商聯從恢復工作到1983年,先后接待了14個國家和地區的來賓27萬多人(次),到1988年6月,又接待了約3萬人(次)。這期間,許多成員還通過參加人大、政協、政府以及工商聯出訪的機會,進行聯絡工作。在接待工作中,幫助一部分海外同胞解決了許多歷史遺留問題,消除了一些海外人士對大陸現狀和政策的猜疑與顧慮,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草簽了聯合聲明。9月27日,胡厥文、胡子昂向新聞界發表講話,“這不僅是中英兩國歷史上的大事和好事,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和好事,為全世界樹立良好的典范”。次日,民建中央在北京的主要領導成員就聯合聲明草簽舉行了座談會。

      這一時期聯絡工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同為經濟建設服務緊密聯系。主要是根據國家的對外開放政策,穿針引線、鋪路搭橋,協助政府引進資金、人才、技術設備,促進貿易往來。據不完全統計,民建四大召開以后的5年里,民建、工商聯協助政府引進資金達196億多美元。僅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聯絡委員會就與政府有關部門及進出口公司聯系商談各種業務項目167項,涉及美、英、法等12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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