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國家遭受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浩劫。在這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中，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成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第一節　? 動亂對民建的嚴重沖擊

　　在我們國家完成調整經濟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國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一場內亂，使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各報刊批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章大量出現。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又通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兩次會議標志著“左”傾方針在中共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在這期間，《人民日報》接連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各地青年學生首先響應號召，成立“紅衛兵”起來造反，很快“紅衛兵”運動風起云涌，遍及全國。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國人民就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民主黨派成員中也普遍存在不安情緒。“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各民主黨派盡管感到震驚，很不理解，但還是立即作出了決定，對“文化大革命”表示擁護，并號召成員積極參加，接受教育。隨著中共中央統戰部遭到沖擊，被打成“修正主義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護所”，在全國開始了對民主黨派的摧殘和迫害。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被當做“反動資本家的老窩”一再受到“紅衛兵”的沖擊。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的“紅衛兵”發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內自動解散組織。隨后，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被查封，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被迫宣布“停止辦公”。從此，民主黨派被迫停止一切活動，組織瓦解，人員流散。

　　在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不少民建領導人和成員被扣上“反動資本家”、“國際間諜”、“特務惡霸”、“反革命分子”等帽子，遭到揪斗和抄家。僅在82名中央委員中，59人被抄家、19人被關押、37人被毆打、9人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來的對資改造政策被破壞殆盡，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改為國有企業，資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資方代表一律撤銷。工商界人士大多成為專政對象，各地民建和工商聯成員、廣大工商業者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掛牌游街；很多人被抄家，以至“掃地出門”；存款被凍結，生活資料被沒收，遣送農村改造；還有些人被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機關房屋被占用，檔案圖書被燒毀，很多地區的民建、工商聯組織在粉碎“四人幫”以后長期不能恢復正常工作。1968年開始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又一次嚴重地混淆了敵我界限，又有一批成員受到錯誤處理。1969年，軍代表進駐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機關，全部干部被遣送到外地“五七干校”。中共中央規定各民主黨派擔任中央委員的干部不予下放，而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軍代表將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10位中、執委干部作為試驗下放改造。直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全體干部才陸續調回北京，分批改在沙河農場勞動。

　　第二節　? 民建成員在困境中與中共患難與共

　　十年浩劫使統一戰線事業和多黨合作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在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包括民建在內的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得到了周恩來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沖擊。運動初期，當周恩來獲悉民主黨派被沖擊、查封之后，非常痛心。他親自草擬了保護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名單、范圍、原則和具體方法，使一大批包括民建在內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得到保護。1966年10月1日，胡厥文、胡子昂等應邀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觀禮，周恩來與他們一一握手，親切交談。這在民建、工商聯成員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大家普遍感到“望胡而安”，看到了光明。毛澤東說：“民主黨派還是要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局失誤，已無法扭轉多黨合作被破壞的局面。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周恩來親自向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傳達、講解。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共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向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傳達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1972年10月，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成立臨時領導小組，撤銷機關軍代表，由臨時領導小組負責領導聯合辦事機構的日常工作，正式恢復經常性學習活動。1973年6月，周恩來親自關心過問并周到細致地安排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到外地參觀。胡厥文、胡子昂、孫曉村、沙千里、羅叔章、胡子嬰、陳子彬、馮克煦等到河南、廣東、湖南進行參觀考察。1973年10月，葉劍英、鄧穎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協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開始恢復民主協商的優良傳統。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胡厥文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民建各級組織受到沖擊，許多領導人和成員慘遭迫害，含冤受屈，身處困境。然而，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絕大多數民建成員沒有辜負組織的培養和教育，沒有動搖愛國愛黨的感情，沒有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與中共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在困難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他們堅信動亂是暫時的現象，相信這種狀況一定會改變。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有的成員仍然堅守崗位，遵守制度，積極工作和勞動；有的在作為“專政對象”進行“監督勞動”的逆境下，積極發揮技術專長和管理才能，設法搞科研；有的還著書立說，不忘報效國家。武漢葛店化工廠工程師蕭同智，被打成“反動技術權威”后，始終堅守工作崗位，在研制“1605”農藥中，試驗成功了“亞硫酸鈉法”水解新工藝，解決了膠體硫磺堵管問題。此后，他又創造了一系列新工藝。1974年該廠在生產“4049”農藥過程中，因操作問題即將發生爆炸時，他不顧傷殘身體，沖向現場搶救，減少了爆炸損失。在1978年的全國科技大會上，該廠的兩種農藥被授予獎狀，蕭同智被評為先進生產者、任命為副總工程師。

　　就這樣，廣大民建成員與全國人民一道，度過了長達10年之久的歷史磨難，終于迎來了祖國新的春天。正如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在宴請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時講話所指出的那樣，“在萬惡的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年里，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被迫停止活動，很多成員遭到了殘酷迫害，絕大多數人經受住了這場嚴峻的政治考驗，仍然堅信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這是難能可貴的。”他們之所以能夠經受嚴峻考驗，與中共風雨同舟，患難與共，首先，是由于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經過長期的不斷學習、實踐和鍛煉，他們已經樹立起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牢固信念，這是經得住“文化大革命”的磨難而不動搖其意志和初衷的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其次，他們在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中已經成為中共的可貴諍友，所以能夠理解共產黨在其發展中出現的歷史曲折，并能同共產黨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第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得到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心和保護，特別是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在極端復雜的情況下，勇于團結和保護各民主黨派，在一定程度上阻擋或減輕了“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災難，使廣大成員看到了前途和希望，能夠滿懷信心地期待著歷史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