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傾”的影響，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連續三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國際上，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論戰日趨激烈和公開；國際反動勢力也趁機掀起反華叫囂和活動。面對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民建成員和工商界大多數人士思想上相當緊張，怕批判斗爭，不敢講真話，心情不舒暢。針對反右斗爭以后，特別是我國三年困難時期民族工商界的思想狀況，中共開始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進行調整和改善，穩定了工商界的情緒，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

　　第一節　? 中共調整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

　　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察覺到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相繼召開一系列會議，研究和糾正“左”的錯誤。同時，在對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工商業者的關系上，提出了“一張一弛”的方針，并采取措施緩和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工商業者的緊張關系，強調要推動黨外人士和工商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技術革命的實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1958年7月16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主持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干部會議上，彭真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題為《一張大字報》的重要講話，批評了當時某些“左”的錯誤，指出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要總是斗下去，把弦繃得那么緊。現在整風應該告一段落，轉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上來，從以斗爭為主轉入以團結為主，讓他們到實踐中去，以實際行動來表現思想改造的決心和成果。毛主席經常講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老是那么緊不行，要松一松，讓朋友們到實踐中去為社會主義服務。讓他們有多少勁使多少勁，有多大本事用多大本事，發揮他們的作用，為六億人民作貢獻，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許多民建會員和工商業者在認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各自工作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貫徹“弛”的方針指導下，1959年11月，有62名工商業者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國群英會，這次大會精神的傳達，對于調動工商業者的積極性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1958年底至1959年初，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召開中執委聯席會議，會上反映出工商界擔心中共和政府改變贖買政策和安排政策的思想顧慮，同時也反映出厭倦改造的情緒。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59年招待民建、工商聯與會人員的元旦宴會上，宣布了“五不變”的政策，即：定息政策不變、領不領聽便，高薪不變，政治上適當安排的方針不變，學銜制不變，根本改造的政策不變。這對工商界、民建以及其他民主黨派都起到了團結穩定作用。

　　1958年以來，各地在歷次運動中都有一批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被錯誤地批判和斗爭。1962年4月，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了《在黨外人士中進行甄別平反工作的意見》，確定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了處分或者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中受到了批判、斗爭、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都予以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復原來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當的職務。對一般黨外人士，采取召開會議宣布平反的簡便辦法。對中上層人士，則逐個甄別，逐個處理。對于1958年以來在其他運動中受過重點批判、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黨外人士，經過甄別，凡是完全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也堅決予以平反，不留尾巴。

　　1959年7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后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共產黨內開展了“反右傾”運動。這場“反右傾”運動當時在各民主黨派內部引起很大不安，多數人思想很緊張。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這一情況很重視，在對待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采取了慎重的、比較穩妥的政策。9月15日，毛澤東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座談，明確指出：現在不是1957年那樣的形勢，知識分子大有進步，民主黨派大有進步，工商界大有進步。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貫徹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路線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政策，取得了成績，應該繼續前進，繼續改造。總的說，大有進步，還有問題。他正式宣布，在黨外人士中不搞運動。

　　1960年，有些地區在精簡機構、下放人員支援工農業生產第一線時，精簡、下放了一批原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在工商界中引起相當大的震動，多數人心情非常緊張，怕被精簡和下放農村，更怕到農村安家落戶。針對這種情況，同時考慮到下放農村不利于對工商業者自身的改造，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對于有定息的私方人員和資方代理人，應不下放農村安家落戶，已經下放的應明確期限，定期調回。這樣，糾正了一些地區的錯誤做法，使多數地區的工商界人士逐步穩定下來。

　　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對于緩解當時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的緊張情緒，調動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具有重要的意義。民建二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并且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和自始至終的幫助和支持。

　　第二節　?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民建內部整風運動結束后，鑒于民建與工商聯擔負著幫助成員加強思想改造、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共同任務，為了更好地加強協作，開展工作，1959年2月20日成立了民建、工商聯協作委員會。協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胡子昂，副主任委員為孫起孟、孫曉村、項叔翔、羅叔章、黃玠然。協作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執行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的決議，推進民建、工商聯成員加強改造，積極服務，包括宣傳教育、調查研究、出版機關刊物和工商業者家屬工作。

　　1959年12月16日～1960年2月21日，民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全國工商聯第三屆成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同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負責同志和工商界骨干分子近2 000人。其中民建代表459人，代表135個地方組織的23 900多名成員。大會分兩個階段進行。從1959年12月16日～1960年2月18日，首先召開了60多天的預備會議。黃炎培在預備會上致詞時指出，這是一次在黨的領導下繼續前進的大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大會的政治任務，就是要進一步提高認識，鼓足干勁，更好地改造，更好地服務。大會應繼續貫徹和風細雨的自我教育精神，通過同志們提高自覺性和共同努力，成為一次方向明確、豐富多彩、心情舒暢、效果深入的大會，一次在中共領導下團結推動全國工商業者更好地在積極服務中進行自我改造的大會。

　　與會代表在預備會上聽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交流了服務與改造的經驗。會議集中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對工商界多數人立場的估計；服務與改造的關系；工商界的前途。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心情舒暢。經過深入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形成文件提交正式會議，為開好大會做了準備。

　　這次會議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和支持。預備會議結束前，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劉少奇、朱德、陳毅、李先念、譚震林、李維漢等接見了與會全體代表，劉少奇還同民建、工商聯的領導人舉行了座談。劉少奇在講話中就工商界定息、高薪、學銜、政治安排、生活待遇五個不變，重申了中共的“包一頭、包到底”的政策。對于定息問題，他說，毛主席有過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時可以留尾巴。對于高薪問題，他說，我們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調職不減薪，減者補發。號召工商界要“顧一頭、一邊倒”，即顧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這一頭，倒向社會主義這一邊，一心一意跟黨走，一心一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一心一意為社會主義服務?？偠灾ど虡I者只要跟著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同共產黨合作，不論老、病或有其他困難，國家都負責到底，包到底。劉少奇的談話，進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顧慮。

　　預備會議結束后，2月19～21日民建二大、工商聯三大舉行正式會議。黃炎培致開幕詞，他說：我們這次大會，是一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團結的大會，一次工商界進行自我教育的大會，一次動員工商界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會。在預備會議期間，我們成功地貫徹了和風細雨的精神，通過大、中、小各種會議的形式，大家親切談心，暢所欲言。在大會上發言的有101人，此外還有書面發言192篇。經過充分的深入的討論，已就工商界當前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總之，我們的預備會議開得十分生動活潑，細致深入。這次預備會議，對于我們大家來說，等于進了兩個月的社會主義學校，等于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過了兩個月的豐富多彩、心情舒暢的集體生活。”

　　陳叔通作了《全國工商業者，堅決響應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偉大號召，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提高自覺，鼓足干勁，更好地投入增產節約運動，更好地進行政治思想改造，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多的貢獻》的報告。報告共分五個部分：一是關于工商界一年多來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變化情況的估計。報告肯定工商業者已大有進步，在由資產階級分子向勞動人民轉化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其政治立場和思想有了明顯的變化，資本主義一面減少了，社會主義一面增多了。但是，并沒有前進到多數人解決了或基本解決了政治立場問題的地步。二是關于服務與改造的關系。報告指出：服務與改造的關系確切地說是勞動實踐和政治思想改造的關系，勞動實踐包括參加體力勞動、工作和各項社會活動，政治思想改造是指在勞動實踐和政治學習中所進行的政治思想上的破資立社的自我教育，二者之間是辯證關系。工商業者應“以政治思想為統帥，以勞動實踐為基礎，以企業和其他工作崗位為基地，并且密切結合起來”進行改造。三是對于和風細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看法。報告認為這是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方法。四是關于工商界今后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要求和措施。報告提出今后要“堅持勞動實踐，繼續進行政治立場和思想的改造以逐步達到改造成為大體上符合六條政治標準、自食其力的光榮的勞動者的目標”(注：六條政治標準即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專政；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制度；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五是關于民建、工商聯今后的工作。報告明確“在黨的領導下，推動和幫助廣大工商業者積極參加勞動實踐，同時加強政治思想改造，爭取不斷進步，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多的成績”。

　　盛丕華代表民建第一屆中央委員會作了會務報告。他指出：“本會成員通過歷次政治運動，特別一年多來在工作和勞動實踐中，多數人是有很大進步的；很多家屬成員在參加街道工作和義務勞動等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現。事實證明，本會作為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只要緊緊地依靠黨的領導，沿著黨所指示的道路前進，在工作中不斷地鞏固成績，克服缺點，是一定能夠發揮應有作用的。今后本會一定要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根據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條政治標準，進一步團結、教育全體成員，充分發揮骨干分子的帶頭、模范和橋梁的作用，帶動廣大工商業者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認真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對國內外敵人進行堅決斗爭，為使自己向光榮的勞動人民轉化，為把我們祖國早日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span>

　　大會通過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章程》。章程總綱規定“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主要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組成，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總綱為綱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根據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毛澤東主席所指示的六條政治標準，團結、教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在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中繼續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堅持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章程規定“本會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和提高本會工商業者成員成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在接受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向工人階級學習、貢獻才能等方面，取得成績，做出榜樣，并密切聯系工商界群眾，帶動他們積極地在服務中繼續改造，了解、研究、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代表他們的合法權益。反對不利于黨的領導的、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的和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行為”。

　　大會選出民建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69人，二屆一次中委會議選舉了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主任委員為黃炎培。副主任委員為李燭塵、南漢宸、盛丕華、施復亮、胡厥文、胡子昂、孫起孟、郭棣活，秘書長為孫曉村，常委為王光英、王艮仲、王紹鏊、王新元、樂松生、劉國鈞、劉念義、劉靖基、鞏天民、朱繼圣、華煜卿、沈子槎、沙千里、陳經畬、陳維稷、吳大琨、吳晉航、吳覺農、吳羹梅、吳韞山、張伯、張敬禮、羅叔章、周士觀、榮毅仁、胡子嬰、侯德榜、俞寰澄、姚維鈞、浦潔修、唐巽澤、徐崇林、凌其峻、章元善、許滌新、莫藝昌、黃長水、黃玠然、黃涼塵、童少生、項叔翔、資耀華、董林哲、潘式言、薛品軒、韓望塵、魏如。

　　二大的召開，是民建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和指導下，對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公式，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又一次重要實踐。在這次會議中，形成并認真貫徹了自我教育的“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的“三自”方針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則。用“三不”來保證“三自”，用“三自”來達到敞開思想，實事求是，以理服人，提高認識的目的。這種和風細雨、發揚民主的會議稱“神仙會”，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使會的自我教育的優良傳統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次大會還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民建和工商界的實際，提出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口號，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在廣大成員和工商業者中發揮了廣泛的指導作用。

　　第三節　? 推動工商界參加經濟建設

　　民建二大以后，各級地方組織紛紛召開會議，對“神仙會”的精神進行學習和貫徹，特別對中共提出的“包一頭、包到底”、“顧一頭、一邊倒”的政策，組織廣大成員和工商業者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教育，推動工商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民建天津市委、市工商聯于1960年3月11日召開天津市工商界服務與改造匯報經驗交流會，總結工商界服務與改造的成就，并交流經驗、樹立榜樣，進一步掀起服務高潮。民建上海市委、市工商聯于3月14日舉行傳達動員大會，從15日起各區、局、縣參加第一批傳達的工商業者共1 600余人，就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報告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和討論。民建北京市委、市工商聯從3月21日起，在兩周以內，先后在所屬的4個市區組織、3個近郊區組織、10個縣級組織開展了傳達貫徹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1960年12月28日～1961年1月17日，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在西安市召開常委第四次(擴大)聯席會議。會議采取徹底敞開、自由漫談的方式，要求與會人員對當前國內經濟形勢擺情況、擺觀點、提問題、提意見。會議通過了1961年《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共同工作要點》，提出要“繼續貫徹黨的鼓足士氣、增強信心、埋頭苦干、自力更生、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方針，廣泛深入地傳達中共對工商界的政策，對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成員和家屬進一步加強‘顧一頭、一邊倒’的教育，推動和帶動他們積極服務，加強世界觀的改造?！泵窠?、工商聯各級地方組織對西安會議精神作了及時傳達，并結合當地情況，對工商界人士展開了一次廣泛而深入的形勢教育活動。形勢教育的內容主要涉及正確認識當前的國內形勢，正確認識和對待當前存在的困難，正確體會中共中央的“包一頭、包到底”、“顧一頭、一邊倒”政策。形勢教育的方式，一是召開各級組織委員擴大會議或代表會議，組織民建、工商聯領導骨干、上層代表人士參加會議，進行學習討論。如北京、上海、沈陽、濟南、西安、南昌等市及四川、廣東、陜西等省級組織先后舉行常委聯席會議或委員聯席會議，邀請當地黨政領導作了國內外形勢報告，并進行學習和討論。二是組織一般工商業者聽報告，參加脫產政治學習或在企業同職工一道學習。有些地方對于不在職的工商業者，采取登門拜訪的辦法，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對于暫時調離企業支援農業生產和重點工商業生產的工商業者，指定專人，采取“送貨上門”的辦法，使他們同樣受到教育。這次形勢教育廣泛采取了“神仙會”的方法，情況大家擺，問題大家找，分析大家做，辦法大家議，逐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疑慮。

　　“神仙會”精神的宣傳與貫徹，在工商界引起極大反響。特別是中共的“包一頭、包到底”的政策，使工商界深受鼓舞，認為是共產黨對工商業者的又一次關懷，是給工商界吃了一顆“定心丸”。大多數的工商業者煥發出極大的服務熱情，積極地投身于當時黨所號召的以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為內容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掀起了工商界的建設熱潮。民建北京市委、市工商聯組織于1960年2月底召開了“北京市工商界貫徹市群英大會精神繼續躍進大會”，大會要求工商界積極投入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掀起學、比、幫的社會主義競賽高潮，大干60天，作出成績，向“五一”獻禮。天津市工商界在傳達了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會議精神后，紛紛表示要遵照共產黨提出的“顧一頭、一邊倒”的號召，積極服務，“以實際行動來報答黨的恩情”。截至1960年12月底，工商界投入“雙革四化”運動的人數達到80％以上，不僅工業的私方人員有革新項目，在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私方人員，也都有革新項目。很多項目經濟價值較大。天津7個工業系統的私方人員在4月份就生產了高精尖產品270件，實現了自動生產線213條，屬于一般“四化”的項目達3 931件，超過上年全年實現的項目。武漢市江漢區在1960年第一季度實現獻知識、獻技能的“雙獻”項目達13 661條，其中的“組合搪床”、“水力沖砂機”、“旋風銑”等價值都比較重大。從評獎情況看，上海市黃浦和盧灣兩區私方人員在1960年的獲獎人數均超過上一年，許多人獲得了先進生產者的光榮稱號。吉林省長春市有1 226人被評為先進生產者，占工業私方總人數的17％。

　　在對工商界進行宣傳教育的同時，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協作委員會還先后派出多個工作組，分赴各地調查研究有關中共對工商業者“包一頭”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和“顧一頭”方面存在的問題，積極代表工商業者的利益。協委會北京工作組經過調查研究，先后寫出了《關于大柵欄商場對“包一頭”“顧一頭”政策貫徹執行情況報告》、《北京制藥二廠私方的安排使用公私關系情況報告》、《東城區服裝鞋帽中心店公私關系情況問題》、《東城區呢絨服裝鞋帽中心店私方人員定息問題報告》等文章，提出了相應的意見和建議。協委會天津工作組在對天津市若干企業的公私合作共事關系進行調查后，與統戰部的工作人員聯合寫出了《關于在企業中處理同私方人員合作共事關系的意見》，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

　　1961年3月27日～4月22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聯合召開八市兩省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西安、沈陽、重慶八市以及江蘇、浙江兩省的民建、工商聯領導人。會議主要就私方人員的安排使用、病假工資和疾病醫療待遇、定息以及公私共事關系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在這次會議的基礎上，6月21日～7月20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同時召開了十省工作座談會和十市兩省家屬工作座談會。參加十省工作座談會的有山東、福建、安徽、江西、湖南、吉林、山西、河南、甘肅、云南等民建領導，參加十市兩省家屬工作座談會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重慶、沈陽、西安、哈爾濱、長沙等市和江蘇、福建的民建成員。這兩個座談會，是八市兩省工作座談會的繼續，著重座談了五個專題，即安排使用和公私共事關系問題、工資福利問題、1962年后定息問題、工商業者家屬參加勞動生產問題、工商業者家屬工作骨干分子問題。兩次座談會所反映的情況和建議，經過整理和研究，向有關部門進行了及時反映，幫助工商業者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起到了積極的效果。

　　1962年3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要繼續團結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幫助他們進一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把定息從1963年起延長三年，到時再議?！敝芏鱽碓谌珖f三屆三次會議的閉幕詞中指出，在貫徹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時，工商業者也面臨著調整的問題，對他們如何妥善安置，政府要負責，工商聯也可以協助政府做好工作。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隨后開始的精簡工作中，積極貫徹黨和政府對于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有關方針政策，協助做好精簡工作。

　　1962年7月6～23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精簡工作座談會，討論了精簡中有關工商業者的方針、政策、規定和當前的宣教工作、生活互助金工作、辦學問題、家屬工作、開展專業活動以及小商小販問題。會后，各級地方組織進行了及時傳達。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成立了精簡小組展開調查研究，掌握工商界人士的思想動態，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和建議，推動了精簡工作的順利進行。

　　第四節　? 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年下半年，由于認真貫徹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經過中國共產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國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逐步得到克服，經濟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這時，中共黨內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又重新抬頭和發展起來，使政治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升級。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八屆十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給當時的統戰理論和政策造成極大混亂，正在進行的在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打擊的黨外人士甄別平反的工作被迫中斷，統一戰線內部調整關系的工作無法繼續，并直接影響了民主黨派工作的開展。

　　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在工商界普遍開展了以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思想教育，推動成員和工商界人士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年12月24日～1963年1月20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舉行中執委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出、列席人員共310人。會議著重學習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并一致認為我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會議同意，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工商業者只有在國際階級斗爭中站穩腳跟，在政治思想上不斷進步，在增產節約中作出成績，才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表現。會議通過了《關于在工商界中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推動成員和家屬鼓足干勁，努力增產節約的決議》。會議結束后，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各地組織進行了深入的傳達，并把開展“三個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放在重要位置，組織成員、工商界人士及其家屬建立各種學習小組，采取多種形式，學習政治理論，并使學習固定化、經常化。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還多次舉辦宣教工作座談會，研究分析成員的政治思想情況，交流“三個主義”教育的經驗。

　　1963年3月以后，城市“五反”運動和農村“四清”運動先后展開。在國際方面，中蘇爭端日趨激烈，美、蘇和印度三國形成反華大合唱，加上國民黨當局叫囂反攻大陸等等，國際國內斗爭形勢緊張，一些工商業者的思想表現混亂。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左”傾路線指導下，認為“近一、二年來民族資產階級發生了又一次大反復”。面對這種情況，1963年7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大型的宣教工作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山東、廣東、湖南、河北、河南、山西、四川、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十四省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重慶、沈陽、西安等八大市民建、工商聯主管宣教工作的負責人，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主委、部分副主委、常委、正副秘書長以及各工作部門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座談會的中心內容是：研究、分析當前工商界動態，并且在這個基礎上，交流在工商界中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經驗。座談會對工商界的“大反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會后，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編發了座談會紀要。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紀要對工商界的政治思想狀況作出了錯誤估計，認為工商界在政治、思想、經濟、子女教育、企業工作等方面，存在大量問題，是在國內外階級斗爭風浪中發生的又一次“大反復”。“這個大反復所以產生的原因，是資產階級的本性決定的，是資產階級本性在一定氣候下的又一次大暴露、大發作。這個大反復的內容，包含著兩個方面：一股資本主義勢力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一股資本主義思潮到處泛濫。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尖銳、緊張的反映。這個大反復，就其性質而言，是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备鶕陨蠈ど探缢枷雱討B的判斷，會議決定：要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工商界中深入開展“三個主義”教育運動。隨后，民建、工商聯各級地方組織舉辦讀書會、學習座談會，以階級斗爭為綱，要求成員現身說法，聯系實際，“查思想、找差距”，人人過關檢討有沒有“大反復”。后來斗爭日益加劇，調子越唱越高，甚至抓住只言片語無限上綱，進行批判打擊，許多工商業人士思想非常緊張，感到“改造無盡頭”，嚴重挫傷了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

　　1963年11月，全國人大召開二屆四次會議。會議發表的《新聞公報》重申了毛澤東關于過渡時期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理論，指出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大意義。與此同時，全國政協舉行三屆四次會議，決定繼續廣泛地開展“三個主義”教育運動，幫助各界人士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12月5～10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聯席會議，主要討論關于貫徹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全國政協三屆四次會議的決議和精神的問題。會議通過了《關于堅決貫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四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三屆四次會議的決議和精神，在工商界中更加廣泛、更加深入地繼續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決議》。會議號召全體成員，“一定要在接受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中，進一步加強改造，克服大反復，提高自覺，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為了總結經驗，進一步推動工商界開展“三個主義”教育，1964年4～6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聯合召開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工作經驗匯報會。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區、北京和上海民建、工商聯的負責人。會議普遍反映：工商界害怕階級斗爭，厭倦改造。不承認“大反復”，要求“三個主義”教育“適可而止”。會議強調，“三個主義”教育的目的，是搞通思想，啟發自覺，進行自我改造，落實到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覺性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叭齻€主義”教育要在整個過渡時期反復進行，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決不能“適可而止”。此后，民建、工商聯各級地方組織先后舉辦了各種形式的讀書會、座談會、學習班等，推動成員進一步接受“三個主義”教育，組織工商界批判“求安”、“怕變”、“安居中游”和“適可而止”的思想，等等。開始時，教育的方式還基本上遵循了“神仙會”的精神，和風細雨，敞開思想，聯系實際。但是到了后來，就發展成了自揭問題、壓人認賬的斗爭形式，并且范圍逐步擴大，斗爭加溫加壓，使學習座談會變成了急風暴雨式階級斗爭的場所。許多工商業者對“三個主義”教育產生厭煩和“學不下去”的情緒，甚至發生了個別工商業者被迫自殺的悲劇。當時武漢的一位工商業者不無感慨地說：“1956年交出了生產資料，1958年整風運動向黨交了心。1959年大有進步，1960年度過了困難，現在應該是摘資產階級帽子的時候了，但是‘三個主義’教育運動還要搞五年到七年，思想上接受不了。尤其是提出‘大反復’，越學越自卑，感到‘改造無望頭’?！边@段話代表了當時一般工商業者的思想情緒。

　　在這期間，民建中央號召各級地方組織認真推動成員學習“社教”有關文件，組織成員參觀學習。動員一部分干部參加所在單位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前往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其中一些干部被分配到各生產隊，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幫助貧下中農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才奉命回原單位參加運動。

　　關于這一段歷史時期的工作，1979年3月30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關于神仙會以后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一段的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工作問題》中作出了評價，指出，“在神仙會以后，為了貫徹神仙會的決定和精神，各級民建、工商聯組織和全體成員在黨的領導下做了許多工作”，“在我們工作中，也出現缺點和錯誤。特別是在1963年提出工商界出現所謂大反復，后來又上綱為復辟性的大反復，大量事實證明是不符合實際的?！? “在1964年公開批判統一戰線中的所謂‘投降主義路線’以后，在‘三個主義’思想教育中還有所發展，反映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工作有一段時間也存在著那種寧‘左’毋右，? ‘左’比右好的思想傾向?！?981年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的“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上，為所謂“大反復”的錯誤估價作了糾正。他說：“從產生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來說，毛病出在我們做統戰工作的同志對工商界當時的政治思想動態，作了過頭的、不正確的估計。這個責任主要不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而在中央統戰部?！?/span>

　　1965年12月，民建中央主任委員黃炎培逝世。黃炎培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他是民建的創始人和杰出的領導者，為民建的創立和發展，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黃炎培逝世后，民建中央決定由李燭塵擔任代主任委員。1968年10月，李燭塵逝世。李燭塵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忠貞的愛國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民建的杰出領導人之一，著名的實業家，我國民族化學工業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