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半年起，隨著國家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急劇發展，帶動并加速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到1956年初，在全國掀起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在這個過程中，民建積極推動成員投入到公私合營高潮中去，在工商業者當中發揮了骨干帶頭作用。

　　第一節　? 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中發揮作用

　　公私合營一般是從規模較大的企業開始，當時稱作“摘蘋果”。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進行改造的方針。到1955年下半年，除繼續逐個實行公私合營外，上海、北京、天津、山東、浙江、四川、云南、遼寧、河南、陜西、黑龍江等省市，開始出現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的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方式，當時稱作“摘葡萄”。上海有棉紡、毛紡、麻紡、面粉、碾米、卷煙、造紙、搪瓷8個輕工業以及3個冷藏制冰廠共168個工廠，北京有面粉、電機制造、化學制藥、機器染布4個行業的75家私營工廠，天津有橡膠、車具等8個工業行業的1 395戶企業按行業進行了公私合營。1955年這一年，全國私營工業中共有3 019戶被批準實行公私合營，總產值為7188億元，占公私合營、私營工業總產值14454億元的497％，大大超出了國家原來的計劃。

　　針對工商界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動蕩不安的情緒，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澤東邀請民建、全國工商聯領導人陳叔通、李燭塵、胡子昂、胡厥文、榮毅仁等和出席全國工商聯執委會議的全體執行委員舉行座談會。毛澤東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要求私營工商業者認識社會發展規律，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家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毛澤東向他們說明，共產黨和國家將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給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適當安排，繼續貫徹贖買政策，鼓勵他們把自己從一個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又說，在工商界里面，要有少數核心人物，希望每一個大城市有幾十個、幾百個核心的人物，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覺悟一些，經過他們去教育其他的人，逐步適應新制度。毛澤東的講話，對加快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李燭塵當場表示，要積極推動民建和工商聯的成員搞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榮毅仁講了榮家的發展史和父輩在舊社會辦實業的坎坷經歷，認為只有跟著中國共產黨走，才有光明前途。

　　1955年11月18日，民建中央常委會議通過了《關于迎接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新形勢，進一步加強培養、提高工商界中骨干分子工作的指示》，指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是一貫明確的”，要求各級地方組織要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堅持不渝地擁護黨的路線，為協助國家逐步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有歷史意義、國際意義的革命事業而努力”，“要滿懷信心地、全力以赴地努力培養、提高更多的工商界骨干分子，同時通過他們帶動工商界中盡可能多的人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要團結他們，和全國人民‘同命運、共呼吸’，一道走社會主義的光明道路”。

　　經過對上述幾次會議精神的傳達和學習，消除了工商界代表人物的懷疑和顧慮，穩定了動蕩不安的情緒，鼓舞了多數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性。

　　在民建組織和成員的積極參與和推動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于1956年初始發于北京。1955年12月，民建北京市委向成員傳達了毛澤東邀集全國工商界代表人士舉行座談會上的指示，隨后又組織學習了陳云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具體指示。與此同時，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對資改造領導小組及各行業公私合營工作委員會，培訓了準備派到公私合營企業去當公方代表的干部。隨之，北京市的棉布業、機制面粉業又相繼批準了全行業公私合營。而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北京市327戶私營國藥店的全行業公私合營。

　　1956年1月4日，以樂松生為首的全市327家私營國藥店資方舉行會議，一致擁護全行業公私合營，并推樂松生、樂元可、樂東屏等9人為私方代表，參加北京市國藥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籌備工作委員會，樂松生任籌委會主任。樂松生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結合同仁堂在公私合營后的巨大變化，說明國家對私營工商業改造是正確的。1月5日，北京市國藥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8日，北京市有20個行業、300多家商店被批準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10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布35個工業行業的3 990戶工廠和42個商業行業的13 973戶座商，共17 963戶全部被批準公私合營。1月15日，包括1萬多工商界人士在內的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大會。會上，樂松生向毛澤東獻上北京市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喜報。彭真在會上宣布： “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北京市對資改造的形勢大大推動了其他城市的改造高潮。

　　1955年10月，上海市有輕工業8個行業、重工業13個行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3日，上海市私營工商業者家屬代表會議通過了《告全市工商界家屬書》，號召全市工商界姐妹“必須看清楚國家的前途，積極接受改造，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才能與全國人民一道獲得幸福美滿的生活。”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榮毅仁等要求加快公私合營的速度：“我們要最快地在一個星期內爭取全市公私合營。”1月15日，上海工商界召開臨時代表會議。在通過的決議中，要求在6天內完成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的申請。16日，民建上海分會舉行全體成員大會，號召全體成員積極行動起來，站到運動的最前列，迎接高潮。20日，上海市各界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隆重集會，全市各行各業2 500多人參加了會議。民建上海分會主任委員盛丕華雙手捧著紅木鑲邊緞面精裝的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申請書，民建成員、工商界著名人士劉靖基、劉念義、經叔平、陳銘珊、王兼士、劉公誠、吳振珊、韓志明8人抬著4只扎彩的紅漆條箱，里面放著用紅布包裹的各行各業要求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書走在最前面，民建上海分會副主任委員胡厥文、榮毅仁和全體代表邁著整齊的步伐進入會場。盛丕華代表全市工商業者向大會遞交申請書，曹荻秋副市長代表陳毅市長簽字蓋章，批準了全市85個工業行業的35 163戶企業和120個商業行業的71 111戶企業的公私合營。至此，上海市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

　　1956年1月初，天津市為了推動對資改造工作的進程，組織了工商界參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隊，李燭塵任隊長。他們根據北京的經驗，不分晝夜，深入到各行業、各地區的工商業者中宣傳政策，幫助解決疑難問題，推動清產估值工作，加快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速度。1月9日，天津市私營商業全部被批準公私合營。1月14日，天津市工業全部被批準公私合營。

　　1956年1月6日，沈陽市工商界代表800多人開會，宣傳學習憲法和對資改造的有關政策。民建沈陽分會和市工商聯積極響應會議精神，動員各自成員投入到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工作中。12日，沈陽市的南市、北關、沈河3個市區的全部工商業者申請公私合營。14日，4 430戶被批準。15日，沈陽全市私營工商業105個行業的11 806戶被批準公私合營。

　　1956年1月16日，中共廣州市委召開會議，部署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決定全市統一領導，集中力量，分片包干，按行業成立公私合營工作委員會。民建廣州分會和市工商聯積極組織成員參加到各行業的工作委員會中，協助完成清產核資、并廠改組、人事安排等工作。20日，廣州市工業企業138個行業的4 000多戶，商業、運輸業132個行業的16 200多戶企業實行了公私合營。

　　到1956年1月底，私營工商業相對集中的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等大城市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30日，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李燭塵、盛丕華率領24個省(區)和北京、天津、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代表乘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開幕之際，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報喜，慶賀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到1956年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總產值的996％，私營商業戶數的822％、資金的933％，已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的軌道。

　　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是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得到了廣大私營工商業者的積極響應。在這一過程中，工商業者中的民建成員表現了高度的熱情，許多人積極增加企業投資、繳清欠稅、歸還宕賬、認購公債，推動自己親屬和企業其他資方把私蓄、墊款等投資到企業中，有的成員還公開了保密10多年的自動化技術。上海民建成員季慕卿、季震元兄弟倆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親遺留下來的495兩黃金投入企業。北京民建成員楊獻庭把自己的100多間房屋和18萬元存款投入企業，并動員他的兩個哥哥各以房屋30多間投入了合資企業。在其他城市，類似的事例也很多。民建成員所表現出的高漲的愛國熱情和發揮的骨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我國的民族工商業者特別是廣大民建成員在企業的改造過程中，積極進行學習，把企業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結合起來進行，逐步由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第二節　? 開展青年和家屬工作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民建針對工商界青年和家屬的特殊性，協助共產黨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通過宣傳、教育和團結，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一支生力軍，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在我國對資改造時期，全國工商界青年約7萬人，其中一部分是民建成員。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一部分工商界青年在開始時思想上有較大波動，對社會主義改造存有疑慮；有的聽到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感到恐懼，為自己的前途擔憂，認為資本家牌子太臭，不愿再搞工商業。針對這種情況，民建各級地方組織積極協助當地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和民主青年聯合會等組織，通過開座談會、聽報告、舉辦講習班、召開工商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參觀工廠和農業合作社等形式，廣泛地對工商青年進行過渡時期總路線、憲法、中共對資改造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教育，逐步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減少消極情緒，使他們認識到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鼓勵他們參加一定的工作，發揮骨干作用，帶動其他工商界青年共同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1956年年初的全行業公私合營過程中，各地絕大多數的工商界青年都積極參加了工作，成為推動公私合營的積極分子。上海盧灣區工商界青年發起組織了第一個全區性的有106人參加的工商青年突擊隊，并向全市工商界青年提出四點建議，得到各區工商青年的響應。他們提出：“要在社會主義改造中走在最前列，發揮青年的積極作用，爭取為社會主義立功。”1956年1月18日，上海市工商界青年代表會議召開，會議致電毛澤東，表示要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期間，全市參加突擊隊的工商青年發展到2 600人，他們不分白天黑夜，對工商戶做發動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不少工商界青年還提出把私人儲蓄、企業墊款等向合營企業投資，或購買建設公債，有的甚至提出捐獻各種貴重器材物資，包括房地產等。工商界青年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所表現出的積極性，受到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表彰。天津市30歲以下的工商青年有4 300多人，民建積極協助共青團天津市委召開青年工商業者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大會，學習和宣傳中共和國家對資改造的方針政策，號召青年認清形勢，積極行動，推動工商界的社會主義改造。四川一些城市的工商青年組織服務隊，帶頭搞好本企業的清產核資工作，做到合營生產兩不誤；同時在行業中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幫助人手少、有困難的同業進行清產核資、登記報表等工作。據統計，重慶、瀘州等8個城市，有1 100多名先進工商青年參加組成了68個服務隊，發揮了工商青年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中的積極作用。

　　為了進一步發揮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積極作用，1956年2月22～29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與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男女青年共809人，列席65人(包括全國青聯的委員在內)，其中有民建成員250人。大會開幕式由胡耀邦主持，全國青聯主席廖承志作了《跟祖國一道前進，為社會主義立功》的重要報告。民建中央主任委員黃炎培到會致辭，他指出，從1956年1月以來，全國各地展開了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在高潮當中，工商界青年自己先帶了頭，并進一步說服親屬、同業接受改造，又組織了青年突擊隊、服務隊或者工作隊等等，參加了清產核資、宣傳鼓動等工作，非常值得欽佩。他進一步向與會人員提出兩點意見，一要努力生產，二要加強思想改造，要把提高思想認識與工作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嚴格加以執行，并認真接受組織上和群眾的監督和檢查。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陳毅等中共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接見了北京代表孫孚凌、天津代表王光英、上海代表陳銘珊等，并與全體代表合影。這次大會極大地鼓舞了工商界青年的信心，并在全國工商界青年中掀起一個宣傳、學習和貫徹大會精神的高潮。會后，民建中央常務委員會邀請代表團中的部分成員舉行座談。李燭塵在座談會上講話指出，這次大會在黨的關懷下開得很好，成員們在大會中也發揮了一定的骨干作用。他要求大家把會議的精神和成就帶回去加以貫徹執行，并勉勵全體與會人員，戒驕戒躁，繼續努力前進，爭取從一個工商界的青年積極分子，進一步成為一個工商界的核心分子。這次會議以后，許多工商界青年后來逐步發展成為工商界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并在各個崗位擔當了重要領導職務，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擁護者。有一部分人還申請加入了民建，從而使民建增添了新的力量，其中不少人經過培養，先后擔任各級組織的領導職務。

　　開展家屬工作，是民建的一項具有特色的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各項政治活動中，如義賣慰勞解放軍、支援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和平簽名以及購買勝利折實公債等，工商界家屬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工商界家屬積極鼓勵、協助和推動親屬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更是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并涌現出一批骨干分子。北京市成員家屬組織工作小組，通過訪問、座談等方式了解工商界家屬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并做了宣傳和解釋工作。天津市工商界家屬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立了工作大隊，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工作大隊的4名負責人中，2名是民建成員，2名是成員家屬；13名委員中，有10名是民建成員家屬。上海市工商界家屬成立了學習委員會，委員36人，其中有25人是民建成員家屬，5人是民建成員。206名學員中，有106名是民建成員家屬。在成員骨干的帶動下，工商界家屬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不僅幫助了親人，也解放了自己。不少人通過家庭會議、訪問、座談等方式，幫助、動員老年家庭成員和親友認清前途，為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增加助力；還有不少人走出家門，放棄養尊處優的生活，參加勞動和公益事業，有的還獲得了“五好積極分子”、“三八紅旗手”的光榮稱號。

　　為了進一步推動工商界家屬積極協助親屬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1月25日～2月3日，民建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為期10天的工商界家屬工作匯報會。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匯報了關于開展工商界家屬工作的情況，介紹了許多幫助親人和帶動其他家屬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生動事例，以及本人的思想轉變過程和當前存在的問題。會議期間，蔡暢、鄧穎超、李維漢等與會議代表舉行了座談，親切地向大家指出：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反復的細致的過程，工商界婦女要從社會主義改造中解放自己，把自己的前途同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并鼓勵親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1956年3月29日～4月6日，民建中央同全國婦聯、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出席代表1 024人，列席269人。會議的目的是，進一步團結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教育和鼓勵她們努力學習，認清前途，改造自己，推動親友，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發揮積極作用。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在會上作了《跟著祖國前進，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的報告，報告指出，幾年來工商業者的家屬和女工商業者在接受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擁護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方面，發揚了她們的愛國熱情，經過不斷努力，覺悟程度不斷提高。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廣大的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更加積極和踴躍，涌現了許多積極分子。對于今后的努力方向，報告提出五點希望：一是鼓勵自己的丈夫和親人，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積極搞好企業的生產經營；二是搞好家務，教養好子女，建立互助互勉、共同進步、團結和睦的家庭；三是要重視勞動，養成勞動的習慣，樹立勞動光榮的思想；四是積極學習，參加社會活動和社會公益事業；五是擴大團結，培養更多的積極分子，帶動廣大的工商業者家屬前進。會議經過討論，通過《告全國工商界姊妹書》，號召工商界姐妹們努力學習，積極參加社會公益事業，樹立勞動光榮的思想，建立團結和睦的家庭，鼓勵自己的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團結廣大工商界姐妹共同前進。這次會議高度評價了工商界家屬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特殊作用，明確了努力方向，極大地調動了工商界家屬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為了做到家屬工作經常化，民建中央常務委員會成立了婦女工作委員會，由羅叔章擔任主任委員。1960年4月，民建同工商聯協作，成立家屬工作委員會，由羅叔章任主任委員，浦潔修、楊鑒清等任副主任委員。各省市地方組織也先后成立了家屬工作委員會。

　　第三節　? 清產核資、人事安排和定息

　　一、清產核資

　　私營企業公私合營前后，一項重要的工作是清產核資。清產核資就是對企業的實有財產進行清理估價，核定私股股額，以此作為定息的依據，也便于今后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全行業公私合營期間清產估價的做法，與過去單個行業公私合營時期不同。過去是一家一戶地由國家派遣工作組會同私營工商業者進行清理估價，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高潮期間，一個地區一次公私合營的戶數很多，不僅國家一時派不出這么多的干部，而且拖長時間也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北京市首先采取了由工商業者自己來做的辦法，即由工商業者自估、自報，職工清點，同業互評，行業合營工作委員會審查批準的做法，使北京市將近4千戶私營工業及大部分的私營商業分別在三天與五天之內，基本上完成了資產的清估工作。1956年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論，肯定并推廣了這種做法。

　　在清產核資過程中，民建積極推動各級組織和成員協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許多工商業者民建成員白天忙完了業務工作，晚上又和職工們一起突擊清點財產。部分成員完成了本企業的清估工作后，還參加了政府組織的清產核資小組，幫助其他企業完成此項工作。民建各級組織舉行了大量的座談會、典型經驗報告會，幫助大家了解國家各項政策。與此同時，各級民建組織及時地向黨和政府反映工商界的困難、意見和合理要求，積極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參與有關政策的協商制定。民建提出的許多建議，被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采納。如清產核資工作除了仍然采取高潮前實行公私合營時的“公平合理，實事求是”的原則外，共產黨和政府又在吸納民建建議的基礎上，提出了“從寬處理，盡量了結”的方針，所謂“寬”就是對財產清理估價有關公私關系方面的問題，如關于機器、設備、房屋、土地的估價，對于私營時期公積金的處理，對于家、店(廠)不分的企業的生活資料的處理等，凡是可以從寬處理的，都從寬處理。所謂“了”，就是對企業原來的各種債務和財產關系，包括企業原有的債務、呆滯物資和其他財產關系等，能夠在公私合營時了結的，都盡量了結。這個方針的主要目的在于私營時期遺留下來的復雜的財產關系，都能得到適當處理，不留尾巴，使私方人員能夠安心接受改造，積極地做好生產經營管理工作。

　　私營企業經過全面清估財產，處理好債權債務，最后核定參加公私合營的私股股額，作為貫徹國家贖買政策、實行定息的依據。至1956年年底，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為241864億元(包括1956年高潮前公私合營的私股股額)，其中公私合營工業的私股股額為169345億元，商業、飲食業為58639億元，服務業為03632億元，交通運輸業為10248億元。

　　二、人事安排

　　清產核資工作完成后，根據政府“包下來”的原則和“量才錄用，適當照顧”的方針，民建協助政府對工商業者進行了人事安排，大批學有所長、有經營管理才能的工商業者擔任企業的領導工作。

　　各地的做法，一般采取“私提公批，公私協商”的方式進行。民建各級地方組織協同工商聯、同業公會和私方人員共同協商提名，與企業職工商量，廣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后，再由政府或有關業務部門批準。在步驟上，采取自上而下，逐級安排的方法，即一般是先安排工商界的上層或中上層分子，后安排一般人物。企業已作了人事安排的，如有不妥之處，予以調整。

　　根據1957年的統計，全國拿定息的71萬在職私方人員和10萬左右資方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據幾個大城市的統計，大體是：安排直接參加生產經營的占40％～65％，安排為管理人員的占35％～40％。在上海、北京、廣州、武漢、西安、青島、重慶等七大城市已被安排的私方實職人員共計45 905人中，擔任市一級專業公司經理、副經理的有168人，擔任工廠正、副經理、廠長職務的有16 482人，占36％左右。

　　對資方實職人員除了安排在企業工作以外，對于私營工商業者中的部分上層分子，由于他們在工商界具有較大的代表性，國家還安排了他們的政治職務。根據1957年年底的統計，民建和工商聯成員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有70人，第二屆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的有65人，擔任部長、副部長的有7人，大專院校校長的有2人，副省長的有7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副市長的有4人，正副局長的有24人，省正副廳長的有35人。各地對資方人員進行安排以后，絕大多數工商業者感到歡欣鼓舞，他們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又興奮，又愉快，又慚愧”。由于工商業者在安排工作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大大提高了思想覺悟和社會主義積極性，并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三、定息

　　所謂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其盈虧情況如何，國家對私股股東的股額，一律按照固定的息率發給股息。在單個企業公私合營時期，已經有少數公私合營企業采用了定息辦法。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后，隨著客觀形勢的需要，國家規定對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全面推行定息辦法。

　　定息問題是工商界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民建多次就這一問題組織人員進行調研，并積極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提出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曾一度規定：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私股年息的總幅度為1～6厘，一般不要使資本家的所得少于他們在合營高潮前的實際所得。后來，由于私營工商業的盈余情況相當復雜，并存在著許多不合理現象，各地在確定息率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困難。中共中央吸收了各方面的建議，本著從簡從寬的原則，重新規定：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戶、虧損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統為年息5厘；個別需要提高息率的企業，可以超過5厘；對過去已采取定息辦法的公私合營企業，如果他們的息率超過5厘，不予降低，如果息率不到5厘，要提高到5厘。工商界對定息息率的期望原來是“坐三望四”，當政府公布定息5厘時，他們都表示“喜出望外”。有的人說：“過去對定息的看法是：定3厘低，4厘不好講，5厘不敢想”。有的人說：“規定定息5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期望，定息比公債利息還高，真是‘高價贖買’”。有的人說：“我廠歷年盈余分配也沒有這么多，便宜占得太大，內心慚愧”。上海的工商業者自發發起建立“工商界生活互助基金”，即在定息中提取10％作為“互助金”，用以解決工商業者及其家屬的生活困難，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這項措施以后在許多地方得到了推廣。

　　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針對工商業者擔心定息能拿多久的思想，向民建和全國工商聯的代表明確宣布：“定息時間七年為期，如果沒有解決問題，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還可能拖一點尾巴。”事實上，1962年定息期滿后，政府又兩次延長定息，直至1966年9月才停發。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運用社會主義的強大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統一戰線的政策，得以勝利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鄧小平后來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勝利的取得，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同時，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任何一場巨大的、復雜的社會變革一樣，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點和失誤。主要是：基于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改造要求過急，速度過快，工作比較粗糙，在實際工作中遺留了一些問題；改造的面過寬，不分地區、行業和企業大小，一律改造，尤其是把相當一部分獨立經營的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也帶進了公私合營，長期按資產階級分子對待，嚴重挫傷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過分強調集中統一，在經濟改組中盲目合并造成生產力結構的失衡和消費者生活的不便；對于一些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不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充分發揮他們在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方面的才能，成為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一個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商經濟的發展。

　　第四節　? 開展人民外交

　　新中國成立以后，民建組織及其成員積極參加了人民外交活動。

　　1950年10月，盛丕華出席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1952年4月，盛丕華、吳蘊初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1952年12月，李燭塵、劉靖基參加了以宋慶齡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1954年6月，李燭塵參加了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緩和局勢國際會議。1956年11月，胡子昂、樂松生、郭棣活參加了以彭真為團長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家。

　　1957年6月，民建中央常委會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由民主黨的邀請，推派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厥文、民建中央委員唐巽澤、民建天津市委會副秘書長唐寶心組成民建代表團，參加了7月5～8日在魏瑪舉行的自由民主黨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是我國民主黨派第一次派代表團出席兄弟國家民主黨派代表大會，受到熱烈歡迎。胡厥文在致祝詞時，贊頌德國自由民主黨在德國人民爭取和平、統一、民主以及建設中所作的貢獻，介紹了民建在中共領導下幫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胡厥文還在廣播電臺播講，介紹中國的大好形勢，盛贊中德人民的友誼。胡厥文一行的訪問，增進了中德兩國人民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