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和1952年初，中共中央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民建各級組織和成員積極參加，經歷了一次接受改造的考驗和守法經營的教育。在此基礎上，民建召開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民建的性質、任務和工作方針。與此同時，民建協助中共和政府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為實現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節　? 參加“三反”、“五反”運動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勝利的基礎上，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全國開始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運動中，發現一個共同現象，即一切重大貪污案件都是不法商人和蛻化分子相勾結，共同盜竊國家財產。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信說，機關人員的貪污行為往往與工商界有關，當查詰商店時，又發現不少漏稅、行賄、送回扣等問題。此種風氣根深蒂固，如不撲滅，難以整飭機關風氣。他建議在工商界開展“消滅行賄、消滅回扣”的斗爭。根據黃炎培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在大、中城市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

　　1952年1月9日，民建總會發出通告，“最近全國各地正在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治、經濟意義的運動。我全體會員必須充分重視，熱烈參加，積極行動，并與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增產節約和思想改造學習三大中心工作緊密結合進行”，“各地分會必須立即召集全體委員會議，詳細討論推進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步驟，組織專門委員會，通過會員小組會議，學習有關文件，先進行會內檢查，在進行檢查當中，必須主管負責，親自動手，首先作認真地、徹底地自我檢討，同時號召自動坦白。”2月16日，民建總會致函各分會、籌委會，要求做好五項中心工作，即搜集及整理成員違法、犯法行為資料，每周詳細匯報總會，以便研究處理；進行會內工作檢查，從領導層到全體干部及服務人員，必須層層、人人徹底坦白，并盡量檢舉別人；進行推動、幫助工商界成員在“五反”運動中，大膽地坦白、檢討、批評及搶救工作；暫停發展成員及改選分會，徹底進行整理工作；刊出《民訊》的分會，應即改為油印快報，及時發揮戰斗的組織與教育作用。

　　“三反”、“五反”運動對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系的民建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當時，工商界許多人對運動的意義認識不足，有的態度消沉，有的企圖“混關”，對坦白檢舉顧慮很多。在民建成員中也存在一些疑慮。此外，在運動初期，由于不少地方和單位曾一度發生簡單粗暴的做法，亂抓資本家進行審訊和逼供，有的還提出要“打老虎”，使一些工商業者失去了生產經營的信心。黃炎培等通過調查研究，及時把情況報告毛澤東。中共中央及時指示各地糾正這種做法。到運動后期，人民政府成立了節約委員會，對有些定性不當和退補不實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處理。在運動中，民建各級組織反復向成員及工商界人士交代政策，引導他們劃清與“五毒”的界限，端正態度，投入運動。

　　上海是我國民族資本家最集中的城市。運動搞得如何，直接關系著全局。陳毅在一次報告中，明確對303戶工商界人士采取嚴肅教育、團結生產、保護過關的政策。把他們集中在市政協大樓，進行“互助互評”，“不單純著眼于違法數字的大小，而是重視違法的情節和企業的性質，資方在政治上生產上的表現。”使303戶的問題及早得到了解決，對上海的“五反”運動和恢復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在運動后期，上海成立“五反”評議委員會，復查審議一些重大案件，胡子嬰、湯蒂因等擔任評議委員。民建上海市分會參照政府對工商界成員的處理結果，按照總會在“三反”、“五反”中對成員的會內處理辦法，區別不同情況，作了慎重的會內處理。

　　北京分會舉行“三反”、“五反”運動動員大會，制訂了推進工作的具體計劃。1952年1月，在中山公園召開新知識座談會，黃炎培發表了《倡立四不公約》的演講，提出以不行賄、不逃稅、不詐欺、不送回扣來響應“三反”運動。天津分會號召成員帶動全市工商界大膽揭露不法行為，配合政府做好工作。王光英被任命為市人民法院副審判長。

　　據24個地方組織的統計，參加運動的工商業者成員有2 442人，占成員總數的52％。在成員經營和負責的1 742戶企業中，有1 054家企業定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占612％；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有427戶，占267％。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民建組織和成員經受了嚴峻考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為更好地服從國營經濟的領導、接受工人群眾的監督、從事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生產經營，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 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

　　1952年3月15日，毛澤東約黃炎培談“五反”以后民建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問黃炎培：“你看這次運動影響到團結上怎樣?”黃炎培答：“是好的”。毛澤東說：“這次運動是為了團結，斗爭是為了團結，這次運動的成功，應該是增進了團結。”毛澤東指出，民建在運動中帶動了工商界，是有功的。從全國看來，有些大工業家，他們掌握著工廠，經濟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業還要大，用經濟觀點，向遠的大的方面看，這些情況是值得注意的。民建對“五毒”俱全、完全違法的資本家，一定不能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爭取，半守法半違法的也要爭取。要教育改造他們。還要特別重視工業，勸導大家在人民政府領導下，依據國家經濟需要，有步驟地把商業資本轉向工業，于國家是有利的。商業中間特別是投機商，于國家人民全無益處，絕對不要。毛澤東希望民建注意兩件事：一是幫助資本家去掉“五毒”；二是好好地學習共同綱領。

　　這些談話，對于幫助民建鞏固和發展組織，聯系團結工商界起了重要作用。總會在《關于民主建國會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民建的主要發展對象應當是對國家經濟建設有重大作用的大的工商業資本家，過去以中小為基礎的組織方針應加以改正。

　　為貫徹以上精神，民建于1952年7月1～7日召開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代表有278人。

　　會議由章乃器致開幕詞。黃炎培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并談了自己的體會。第一，我們對資產階級的看法，要有區別。中間有守法的，有違法的，要認識它的本質，要幫助它好好改造。對工業和商業的看法，也要有區別。同時，還要特別重視于國家經濟建設有重要貢獻的大工業。第二，工商業家經過“三反”、“五反”運動深刻的教育，又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定將好好地配合實際的行動來學習共同綱領，一面提高警惕性，從此徹底地肅清“五毒”；一面發揮積極性，在國家生產總計劃領導之下，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好好地結合群眾力量，盡最大的努力，繼續經營生產工作，這樣才配合了國家和人民迫切的需求。第三，民建同志們全心全意接受了毛主席的鼓勵和指示，對會的工作方針和任務，一致地有了新的明確的認識，從今以后，有區別地吸收工商業家，好好地團結他們、幫助他們，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指示之下，配合省市協商委員會，配合工商聯，廣泛地適當地開展組織學習共同綱領，同時盡可能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期使他們好好地正確踐履共同綱領的規定，在“工人階級領導”、“國營經濟領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大原則下，完成他們為國家發展生產的神圣使命，而我民建自身，加強了組織，加緊了團結，在這些上邊好好地努力起來，同樣是一方面配合了國家和人民迫切的需求，一方面符合了毛主席殷切的期望。這樣，將使一般人認識到這是“三反”、“五反”運動以后新的民主建國會。

　　大會決定，民主建國會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

　　大會通過了《中國民主建國會會章》。新會章對民建的性質和任務作了如下規定：“本會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政黨，確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會的綱領，接受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共同綱領為準則，團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合法的利益。”民建的主要任務是“密切聯系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了解、研究、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并協助政府宣傳國家的政策法令”。民建的主要發展對象，是對國民經濟有重大作用的、擁護《共同綱領》的工商業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同時吸收有代表性的中小工商業者，并應吸收適當數量的私營企業高級職員，財經機關、公營企業工作人員及進步知識分子。

　　會議決定，改“會務推進委員會”為“總會委員會”。取消理、監事名義，召集人改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會議推選黃炎培為主任委員，章乃器、南漢宸、李燭塵、盛丕華、施復亮為副主任委員，孫起孟為秘書長。常務委員有王卻塵、王新元、包達三、吳覺農、冷遹、沈肅文、周士觀、胡厥文、胡子昂、俞寰澄、孫起孟、孫曉村、凌其峻、章元善、張伯、陳巳生、黃墨涵、彭一湖、楊衛玉、楊美真、劉一峰、簡玉階、羅叔章、陳維稷、龔飲冰、許滌新、傅華亭、李承干、浦潔修。會議還決定施復亮擔任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章乃器擔任宣傳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燭塵擔任工商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

　　這次總會擴大會議是民建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它不僅為進一步發揮政黨職能打下基礎，在自身建設特別是領導制度建設方面也邁出了重要一步。

　　第三節　? 協助調整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

　　隨著“三反”、“五反”運動的深入開展，一些地方再度出現市場停滯、交易清淡，私營工商業生產經營發生困難，部分工廠停工，工人失業。1952年3月14日，政務院發出《關于必須立即進行生產恢復交流活躍經濟的指示》，要求各地以開展農村土產收購和恢復城市加工訂貨為中心，采取措施，使城鄉經濟活躍起來；要求利用私營工商業這支力量。經過各地擴大加工訂貨、收購滯銷品、提高工繳利潤、放寬行政管理、組織物資交流、減低銀行利息等，私營工商業的積極性有所提高，生產走向正常。但私營商業困難仍然很大，營業額下降，歇業戶增多，失業人員大量增加。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整商業的指示》，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對公私商業關系進行調整。

　　為了加強對工商界的了解，幫助工商業者成員搞好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促進生產經營，民建設立了工商研究處，對私營工商業進行調查研究，反映他們的合理要求，幫助解決一些具體困難。1953年3月，民建總會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工商調查研究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近幾個月來各地反映私營工商業者在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稅收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我會通過工商研究和宣教工作，對于這些問題有了一些了解，對反映和解決工商界的問題以及提高成員的認識起著一定的作用。根據當前的迫切需要，我會應把工商調查研究工作作為全年的中心工作，作為發展、鞏固組織的條件和進行宣教工作的基礎。要求各分支會都要設立工商研究機構，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在1953年4月召開的工商情況匯報會議上，一些代表反映私營工商業者存在程度不同的“五毒”行為和不服從國營經濟領導的情況。同時，也反映了工商界在生產經營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根據這個情況，黃炎培還帶隊進行了調查研究，先后整理了《各地工商業情況反映》、《民建、工商聯工商問題座談紀要》、《私營企業勞資問題現狀的一斑》、《私營工商業現存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建議》等調查報告送中共中央。黃炎培還多次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工商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動態、工商界的意見要求。8月1日，民建總會通函各地加強“五反”原則的教育，提出“加緊號召成員首先嚴格檢查自己，在私營工商業界起骨干帶頭作用，有效地防止‘五毒’行為的重犯，是我會當前頭等重要的任務。”

　　在此過程中，民建一方面加強對成員的教育，一方面代表成員的合法權益，積極協助政府處理“五反”運動中的“退賠”問題。退賠的政策性很強,為做好工作，總會多次要求各級組織正確處理“退賠”問題，協助調整好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各地組織遵照上述精神，配合政府對工商戶的違法所得數字反復進行了核實。在核定工商戶的違法所得后，按照對偷稅漏稅所得只退1951年部分、基本守法戶免于退補、半守法半違法戶只退不罰等規定，確定了退補罰的戶數和金額。這項工作，對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