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著恢復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重要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民建積極參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為爭取國民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為捍衛新生的人民政權，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一節　? 參加土地改革

　　進行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新中國成立后，全國還有3億多農民的新解放區沒有實行土改。為此，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都把土地改革作為中心議題。隨后，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民建參與了土地改革法的討論和制定。

　　土地改革法頒布以后，民建總會于1950年6月25～28日召開了會務推進委員會，通過了《擁護政府土改辦法和財經措施的決議》，要求全體成員積極推動工商界擁護土地改革。各級組織組織成員學習土地改革法，結合成員實際，有針對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特別是針對工商業者兼地主的情況，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議。在具體工作中，采取組織領導干部和骨干成員參加土改、參觀土改的方法，使民建成員在實踐中接受教育、發揮作用。

　　1950年冬，民建成員參加了華東、中南的土改運動和西南的減租退押工作，在工商界起了良好作用。1951年春夏之交，上海、北京、天津、重慶、武漢、西安、長沙、濟南、福州、南昌等地近百名成員參加了西南土改運動。章乃器任中央西南土改工作團團長。京津兩地成員通過參觀皖南、湖南及滬郊的土改，看到了翻身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發展城鄉貿易的良好前景。北京分會從1950年開始，發動骨干和各行業有代表性的積極分子，自愿參加各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天津分會組織52名成員、分8批參加了土改工作團和參觀團。上海臨工會由17位成員參加了3個土改工作隊，到上海郊區大場、真如、楊思及皖北、蘇南等地區搞土改工作，還有121位成員參觀了土改工作。武漢市工商業者兼有土地關系的約占90％，在土改工作中曾一度引起工商界的不安。為此，市政府成立了城鄉聯絡處，民建成員參加了聯絡處的工作，協助政府搞好土改。在此期間，市分會籌委會多次召開成員大會和土改問題座談會，要求成員把土改政策宣傳到廣大工商業者中去，發動工商業者積極支持農民的土改運動。為了加強工作，分會籌委會還成立了土改小組，專門研究處理成員中的土地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

　　民建各級組織在組織參加或參觀土改工作中，還就某些地區具體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及時進行了反映，保護了地主兼營的工商業或直接用于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穩定了工商業者的情緒，調動了他們的經營積極性。

　　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使工商界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反封建的教育。由于民建組織的宣傳鼓動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使成員在參加土改的實際工作中，增強了對中共關于農村政策正確性的認識，切身感受了農村土改后欣欣向榮的氣象，看到了工商業在農村的廣闊前景。廣大成員在實踐中既發揮作用，也經受了鍛煉。

　　第二節　? 參加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9月15日，美國政府派兵在朝鮮仁川港登陸，占領漢城，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并派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疆城市和鄉村。9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出強烈抗議。

　　在新中國剛剛誕生就面臨侵略威脅的時刻，各民主黨派成員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忱。周恩來的聲明發表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表示擁護，一部分人明確主張以武力抵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也有一些人懷有崇美、恐美、親美思想，怕“引火燒身”。

　　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中共中央曾多次在黨內討論，并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了協商座談、征求意見。經過協商很快達成了共識。根據黃炎培的建議，稱出兵援朝的隊伍為“中國人民志愿軍”。

　　為加強抗美援朝工作，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協商決定，成立抗美援朝運動委員會。各民主黨派紛紛組織成員積極參加抗美援朝運動。1950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在北京成立。1950年11月4日，由中國共產黨領銜，發表了《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宣布“中國各民主黨派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愿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

　　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民建總會及各地方組織紛紛開展了深入廣泛的教育活動，以各種形式揭露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破除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迷障，調動和鼓舞廣大工商界的愛國熱情。

　　1950年8月15日，黃炎培、章乃器、南漢宸致電朝鮮首相金日成，代表民建祝賀朝鮮解放5周年，聲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斗爭。1950年11月，民建總會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了《全國工商界團結起來，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而奮斗》的政治報告。會議指出：“工商界在運動中的基本任務是疏通物資、穩定市場、發展生產、鞏固經濟、踴躍納稅、保障供給，以實際行動支持抗美援朝。”會議期間，周恩來等領導人分別作了政治經濟政策、統一戰線、勞資關系的報告，引導工商界把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結合起來，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團結全國工商界，為粉碎美帝侵略而奮斗。

　　在此期間，總會發出了《關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宣教要點》，號召各級組織“把所有進步分子都動員起來，集體討論，分頭工作，組織各種各樣的座談會和演講會，把現在落后的人們逐漸提高，提高到自己一樣的政治水平”。各地組織進行了認真傳達和深入討論，組織成員控訴美帝侵華罪行，樹立仇美、蔑美、鄙美思想，簽訂愛國公約，以實際行動積極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中去。

　　1950年11月30日，李燭塵、畢鳴歧、朱繼圣率領天津工商界4萬多人舉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致電毛澤東。毛澤東復電天津工商界：“你們認清了美帝國主義者發動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反動性質，你們不受他們的欺騙，不怕他們的恐嚇，堅決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了正義的示威游行，這是值得歡迎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騙宣傳，一切愛國者都不應相信這些欺騙言論。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侵略中國的臺灣，轟炸中國的東北，并使用各種流氓手段恐嚇中國人民，一切愛國者都應有決心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不受他們的恐嚇，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愿軍的英勇行為，是值得贊揚的。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工商業家，凡是愛國者，一致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完全正確的。我希望全中國一切愛國的工商業家，和人民大眾一道，結成一條比過去更加鞏固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統一戰線，這就預示著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神圣斗爭中一定要得到最后勝利。”12月9日，傅華亭、劉一峰、浦潔修等率領北京市工商界5萬多人，舉行慶祝平壤解放、反對美帝侵略示威大游行。游行隊伍由各行業負責人高舉門旗作為先導，從先農壇出發經前門箭樓后分為東西兩路，沿途振臂高呼，情緒激昂。12月16日，胡厥文、郭棣活、劉鴻生、吳蘊初、榮毅仁、劉靖基等率領上海工商界15萬人舉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榮毅仁手擎大旗，走在隊伍最前面。沈陽、西安、武漢、成都、廣州、濟南、重慶、鄭州、福州、長沙、無錫、開封等地工商界也相繼組織了抗美援朝大游行。據21個市的不完全統計，僅在12月份就有70多萬人參加，掀起了抗美援朝運動的高潮。

　　同時，民建派成員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胡厥文、胡子昂、章乃器、凌其峻、朱繼圣、陳巳生、盧廣績、陳俊明、王懋德、秦育之、梁尚立、王文彬、朱巳訓、李鏡天、陳叔敬、楊達權、蕭則可、梅嶺先、徐崇林、劉光智、陸魯一、閔子、倪松茂、俞寰澄、候德榜、莫藝昌、楊美真、吳羹梅、唐巽澤、徐祖湘、高事恒、劉念義、吳中一、湯蒂因、蔡叔厚、吳逸生、魏如、羅伯昭、韓志明、孫瑞璜、榮漱仁、趙忍安、孫耀華、林厚周、李肇基、厲無咎、馬公瑾、周煥章、田梅村、艾魯川、袁熙鑒等先后赴朝，到硝煙彌漫的前沿陣地慰問志愿軍。歸國以后，他們向各界人士報告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英雄業績，激發對帝國主義的義憤，以實際行動搞好生產，支援抗美援朝運動。

　　上海臨工會陳巳生在參加赴朝慰問時，以民建及上海工商界代表的身份，向全國各界人士發出捐獻飛機大炮的倡議。這一倡議，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并成為后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六一號召”的重要內容之一。1951年6月4日、6月18日，民建總會相繼發出通知，號召全會響應“六一號召”，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獻運動委員會。

　　在捐獻工作中，北京工商界捐獻飛機31架；天津工商界捐獻戰斗機38架、現金29億元(舊幣)；上海工商界捐獻戰斗機404架，其中民建成員捐獻179架；武漢工商界捐獻戰斗機44架；成都工商界捐獻飛機4架；濟南、青島工商界捐獻戰斗機34架；福州工商界捐獻飛機8架。其他城市的工商界也都積極投入捐獻運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不少民建成員或成員親屬參軍赴朝作戰。胡厥文、胡子昂、吳蘊初等親送子女上前線。吳蘊初說：“我愛我的女兒，但更愛我的祖國”。1953年春季美帝國主義發動細菌戰后，各民主黨派與中共聯合發表了《對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的抗議》。隨后，民建成員參加了“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委員會”，赴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前線進行實地調查。

　　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中，民建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動員廣大成員和工商界人士，熱烈響應“六一號召”，踴躍捐獻飛機、大炮，堅持生產，積極納稅，為祖國奉獻了一片赤子之心。

　　第三節　? 參加鎮反運動

　　新中國建立初期，國民黨在大陸遺留了200多萬土匪、60多萬特務以及60多萬反動黨團骨干分子。他們以暗殺、爆炸、搶掠等方式從事破壞活動，嚴重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權和人民生活。為此，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發布了《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為了取得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鎮反運動的理解與支持，毛澤東多次電示各地黨政機關，要特別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擊，要集中力量穩、準、狠地打擊反革命首惡分子。根據這一精神，中共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參與。毛澤東曾把廣東、廣西的報告送給黃炎培，并附言說明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1951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在鎮壓反革命中處理涉及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愛國分子問題的指示》，規定對于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開始反蔣斗爭、與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真正起義的軍官，在鎮反中予以特殊照顧和寬大處理。這樣，消除了一部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疑慮，對鎮壓反革命工作取得了共識。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貫徹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使鎮反運動有了法律依據。隨后，民建總會發出了《關于積極進行鎮壓反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當前的三大任務。要求各地分會組織成員認真學習鎮反文件，鼓勵曾經參加過反動黨團、會道門的成員進行坦白登記，不得吸收有反革命嫌疑與不明歷史底細的人入會。

　　各地分會按照總會要求，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積極開展了宣傳教育活動，并配合政府積極做好工作。各地以座談會、報告會等形式組織成員認真學習鎮反條例。上海市臨工會布置了有關“鎮壓反革命問題”的學習討論提綱，對成員進行反特宣傳教育。北京分會組織成員對罪犯案情進行調查了解，提出自己的調查意見供有關部門參考。武漢分會分籌委會針對“觀望態度和僥幸心理”，召集工商界人士舉行了三次座談會。民建其他地方組織也組織成員認真學習文件，參與鎮反工作。通過學習，成員普遍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

　　各級組織還鼓勵成員檢舉揭發，動員曾參加反動黨團、會道門的成員坦白交代。與此同時，各級組織進行了清理整頓組織的工作，對個別混入民建的反革命分子及時予以清理。

　　民建參加鎮反運動，配合政府保衛了新生政權、安定了社會秩序、保障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也使成員受到了教育，純潔了會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