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以后，為了擴展會務，開始著手地方組織的建設。1945～1949年，先后在重慶、上海、港九、北平等地建立了分會和組織。

　　第一節　? 重慶分會

　　1945年12月20日，民建總會第一次常務理事會通過了成立重慶分會的決議。會議指派章乃器、楊衛玉、徐崇林、鄢公復、趙懿明、田鐘靈、董幼嫻、辛德培、溫仲六等9人組成重慶分會籌備委員會，進行籌建工作。

　　1946年1月4日，籌備委員會舉行會議，增補了20位籌委會委員。2月24日，重慶分會在重慶市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正式成立。根據總會理、監事不兼任分會理、監事的原則，大會選舉了分會的領導機構。辛德培、袁庶華、王智仁、趙友農、田鐘靈、陶守誠、黃鼎臣、李學民、趙懿明、彭友今、黃次乾、馮克熙、桂仙樵、胡夏畦、鄢寶璋、劉崑水、羅又立、孫運仁、李國珍、尚丁、伍丹戈、閔陶笙、沈其明、馮子源、黃勛、楚湘淮、李德明、田嘉谷、唐崇禮等29人為理事。辛德培、袁庶華、王智仁、趙友農、田鐘靈、陶守誠、黃鼎臣為常務理事。程銘勛、張群華、壽墨卿、顧定九、郭香谷、樊景云、張維良為監事。重慶分會為民建組建最早的一個分會，有會員300余人。

　　分會第一次理事會議決定，分會會址暫定在遷川工廠大廈內，與總會一起辦公。同時，決定以《自由導報》為重慶分會機關報。民建總會遷往上海后，重慶分會遷至大梁子青年會大廈辦公。

　　總會遷滬后，為了領導、幫助重慶分會的工作，民建總會決定，由留在重慶的理、監事組成“四川會務指導員辦事處”，由黃墨涵、鄢公復、徐崇林、黃次咸為召集人。

　　重慶分會成立以后，積極開展政治活動。先后與中小工廠聯合會、西南實業協會、扶輪社等舉行座談會、報告會、聚餐會，邀請張友漁、許滌新、李澄之、馬寅初、章乃器、施復亮等到會講演，揭露官僚資本的罪惡，幫助工商界提高認識。

　　1946年，為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重慶分會聯合重慶中小工廠聯合會共同發起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簽名運動，從重慶分會和中小工廠聯合會的成員開始，很快擴展到社會各界，簽名的有4 271人，并向蔣介石發出通電，要求“以談判方式解決一切內爭”，并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通電內容和簽名名單。

　　當國民黨宣布民建為非法團體后，重慶分會的活動轉入地下秘密進行。1947年11月，徐崇林、田鐘靈等秘密召開會員大會，決定調整領導力量，將仍在重慶的總會理事和分會部分理、監事共同組成核心領導小組，徐崇林為召集人。同時確定由徐崇林、劉崑水為分會與中共和其他友黨接洽的代表。根據會員本人自愿和職業界別，分別編為工業、商業、財金、文教、社會福利等小組，以聚餐會等不同形式開展活動。在重慶解放前夕，分會在護廠護礦、策動偽警人員起義等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為重慶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二節　? 上海分會

　　民建成立以后不久，就推派常務理事楊衛玉赴上海發展會員。先后有盛丕華、張伯、包達三、陳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藝昌、潘公昭、陳維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顧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加入民建。

　　1946年1月10日，民建總會函請在滬理、監事推動上海會務工作。27日，在滬會員舉行首次大會，推選于炳南、王卻塵、王載非、王紀華、田和卿、何叔倫、沈肅文、周仰汶、姚惠泉、俞寰澄、徐永祚、徐伯昕、高步階、陳巳生、胡西園、張企翁、盛丕華、莊茂如、楊衛玉、楊拙夫、鮑文希等21人為上海分會籌備委員。在2月3日召開的籌備會議上，胡厥文報告了民建在重慶的成立經過，孫起孟報告了發起組織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的活動情況和民建今后的方針。籌備會議決定，由楊衛玉、王載非、王卻塵、田和卿、姚惠泉、徐永祚、周仰文組成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辦理會員入會、登記等事宜。

　　4月12日，民建總會由重慶遷往上海。5月22日召開的總會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總會全體常務理事都為民建上海分會籌委會委員。10月下旬，民建總會改組分會籌委會，推舉章乃器、施復亮、張勉之、尚丁、范堯峰、周肇基、林大琪、胡肇昌、孫運仁為委員，章乃器為召集人，加緊分會的籌備工作。

　　1946年11月10日，舉行了上海分會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有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章乃器、施復亮、包達三、王卻塵、盛丕華、張伯、孟望渠、陳巳生、俞寰澄等120余人。大會選舉林大琪、周肇基、郝玲星、何萼梅、胡肇昌、莫藝昌、笪移今、孫運仁、尚丁、朱德禽、勇龍桂、葉敞、潘公昭、林永俁、張勉之、李正文、姜化民、袁庶華、顧思義為理事，張沛霖、辛德培、黃菊森、夏循元、史慕康為候補理事；徐永祚、孟望渠、盛康年、沈子槎、吳蜀希、吳蔭松、王憩新、于炳南、楊椒其為監事，吳盤勛、顧留馨為候補監事。

　　大會通過了《民建上海分會成立宣言》。宣言闡述了民建當時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態度，并對“不右傾、不左袒”的立場作了解釋。“我們不諱言自己是中間派，因為在群眾基礎上，我們愿意團結中間階層的政治力量，特別愿意團結工商業界人士及文教工作人員。在政治路線上，我們愿意走改良進步的道路，堅決反對保守反動的道路，也不愿意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同時，我們知道，中間派決不是中立派，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決不能中立；中間派也決不是調和派，在是與非之間也無法調和。”“政治協商會議的道路是目前實現和平民主的惟一正確的中間道路。”“政協閉幕以后9個多月的政治斗爭，表面上是國共兩黨的斗爭，實際上是民主派與反民主派的斗爭，擁護政協道路與破壞政協道路的斗爭。”

　　上海分會成立以后，與總會一起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為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節　? 港九分會

　　1947年7月，民建總會召開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如何根據形勢需要開拓海外工作。會議決定，由何民麟、章乃器、孫起孟、田鐘靈、徐崇林、林大琪、嚴希純著手籌備民建香港分會。會后，章乃器赴香港開展籌備工作。

　　1949年初，在港會員已有近50人。2月19日，召開港九分會成立大會。會議由何民麟主持，他在開幕詞中指出，民建在重慶成立以來，推動民主運動已著光輝史跡，“目前之新政協亦有本會代表出席參加，港九為華南及海外重要據點，任務非常艱巨，希望會員諸君共同努力，建造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李葆和代表分會籌備委員會報告了籌備經過，盛丕華代表民建總會致詞。大會當天，恰逢黃炎培到達香港，他非常高興地出席了會議并講話。

　　大會通過了《民主建國會港九分會章程》。“本會以團結各界思想進步、行動踏實之分子，合力推進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發展各種有利建國之事業為宗旨。”港九分會“設理事會為最高執行機構，由會員大會選舉理事七人至十七人組織之，理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三人至七人組織常務理事會，并依照理事會決議分工處理會務。”理事會下設總務組、財務組、會員組、研究組等，并決定必要時經過理事會決議增設其他各組。民建港九分會由何民麟、黃玠然負責。他們在向上海、重慶民建組織傳達解放區消息，宣傳中共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同時，在接待內地經香港轉赴解放區人員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根據各民主黨派協商一致的意見，港九分會停止了活動。

　　第四節　? 北平分會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經東北、華北、華南及香港等地，陸續到達北平。3月，民建總會理、監事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到達北平。經與北平會員肖心之等商議，應工商業者的要求，決定發起組織“新知識座談會”，宣傳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

　　3月3日，北平會員與部分工商業者聚會，邀請民建總會孫起孟介紹東北解放后的情況和知識分子改造問題，很受歡迎。這次活動以后，決定每一兩周舉行一次“新知識座談會”。黃炎培、盛丕華、俞寰澄等都先后到會作過報告。4月初，民建總會在北平恢復常務理事會后，決定通過“新知識座談會”，在北平開展宣傳工作，物色發展民建會員。隨后，制定了新知識座談會組織規程，由“自來自去”改為發放長期聽課證。

　　“新知識座談會”對北平分會的成立，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民建總會于6月12日設立了北平工作委員會辦事處，孫起孟擔任總干事，孫錫三、唐慶永、趙宜之、浦潔修為籌備會干事。

　　經過緊張的籌備，北平分會于1949年8月21日舉行成立大會。孫起孟作籌備經過報告，黃炎培作了講話。大會通過了《民主建國會北平分會會章》。大會選舉南漢宸、凌其峻、浦潔修、唐慶永、孫孚凌、伍丹戈、劉一峰、傅華亭、丁佑迪、李金聲、姚博巖等19人為理事，李培之、潘禹言、黃樹銘、華南圭、胡欽之為監事。在隨后召開的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選舉南漢宸、凌其峻、浦潔修、傅華亭、劉一峰、孫孚凌、唐慶永為常務理事，李培之、潘禹言、黃樹銘為常務監事，選舉南漢宸為理事長，凌其峻為副理事長。

　　北平分會成立以后，與9月底遷京的民建總會一起，更廣泛地開展“新知識座談會”活動。至1951年底，共舉行100多次。

　　第五節　? 武漢地下小組

　　武漢小組成立于1949年2月。華煜卿任組長，成員有金斌統、藍昌農、賀爾梅等。小組成立后，秘密舉辦“星期六聚餐會”，宣傳中共的工商業政策，迎接武漢的解放。

　　在武漢解放之際，為保證水電供應和電訊暢通，中共地下黨組織委托華煜卿，配合工人做好既濟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孫保基和電信局局長尤基紹的工作，動員他們留在武漢，不拆遷工廠、不破壞機器，備好燃料，保證水電供應和電訊暢通。通過多次交談和動員，孫保基和尤基紹按照華煜卿的要求，留在了武漢。

　　1949年4月上旬，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開始準備渡江。白崇禧企圖破壞武漢之后逃竄。武漢地下小組千方百計與之周旋，并想方設法保存了武漢的工廠、商店免遭敵人破壞。為了做好工商界安定思想、迎接解放的工作，印發了題為《迎接大時代的到來》的宣傳材料，分別寄發工商界人士。在此前后，還將中共的城市政策等有關宣傳材料及邯鄲電臺的廣播內容，分別在群眾中進行傳播。

　　1949年5月15日，國民黨軍隊逃出武漢。中共黨組織指示華煜卿設立觀察站，隨時匯報敵軍撤退情況。國民黨軍隊撤退時，把市內的公有糧庫搶掠一空，解放軍的糧食供給發生困難。民建成員積極行動，迅速向米廠、面粉廠借到大批糧食，協助解決了人民解放軍的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