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以后，以民主和建設為宗旨，提出推進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建設、反對破壞的政治主張，并與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一道積極投入到反內戰、保和平的民主斗爭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節　??促進政治協商會議成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迫于國際國內壓力，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還需要一段準備時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爭取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舉行國共兩黨的談判。談判歷經43天，于1945年10月10日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其中提出“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然而，協定簽署不久，蔣介石就發布了進攻解放區的密令，總兵力達190萬人以上。國民黨悍然發動內戰，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怒，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日益高漲。1945年12月15日，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來華“調?！眱葢?。12月27日，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發表關于中國問題的協議，宣稱必須停止內爭。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同意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開幕。參加會議的有國民黨代表8人，共產黨代表7人，民盟代表9人，青年黨代表5人，無黨派社會賢達代表9人。民建因為剛剛成立，又未被國民黨政府承認，因此沒有代表。黃炎培以民盟代表身份參加，李燭塵以無黨派社會賢達代表身份參加。會議歷時22天，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在此期間，民建為促進會議的成功作了積極的努力。

　　一、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意見

　　民建作為一個新的政黨，積極投入到促成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活動中，同時也拉開了民建參加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斗爭的序幕。

　　1946年1月8日，即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民建在西南實業大廈舉行茶會，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及各界人士，報告民建成立經過，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初步意見。胡厥文、彭一湖主持招待會。出席民建招待會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飛、陸定一，國民黨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張東蓀、梁漱溟、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青年黨代表陳啟天、楊永浚、常乃德，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王云五、胡霖、錢永銘、繆嘉銘，政府方面有于右任、褚輔成，各界人士陳博生、馬寅初、胡子昂、胡健中、董時進、胡光熙、陳銘德、陶行知、王昆侖、蔣勻田、潘梓年等140多人。

　　黃炎培因患病未能出席會議，由常務理事楊衛玉代為致詞。黃炎培在致詞中說，經過極艱苦的8年抗戰，人人都有了新的覺悟，這就是每一個人，都需關心政治、研究政治、參與政治?；谶@樣的認識，經少數人倡議，得到工商企業家、銀行家、大學教授、文化教育界人士響應，決議成立一個新的政黨。至于“民主建國”四字，也是當時“發起諸人沖口而出，一個極本色的名詞”。黃炎培在致詞中表示，民建不是一個“黨同伐異”的政黨，而是“以政黨為若干志士，立共同之主張，為共同之行動。因而有此結合”的政黨。他特別強調，本會參與政治本著“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他日參加選舉，義務所在不敢規避，而決不欲強自為謀。誰賢誰能，求之于天下。選之與之，公之于天下?！?/span>

　　常務理事章乃器代表民建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了初步意見。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全國同胞共同努力，促進政協會議成功，政協代表更應抱必成的決心，以使國家在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頭避免內戰，實現民主建國?！暗谝?，開會以前誠意的表示，重于開會以后的協商。因此，內戰必須先停止；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通信等基本自由必須先全部賦予；釋放政治犯，政黨合法化，和特務機構的解散，必須先全部實現。”“第二，協商要有結果，會內會外的組織必須健全。因此，我們認為會內需有專家顧問的協助，會外還必需組織軍事調查團?！薄暗谌獏f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須有廣大民意的反映。因此，會議必須完全公開，還要發動全國人民組織政治協商會議期成會，隨時發表意見?！薄暗谒?，為促進統一，國民黨必須開放政權，其方式，或為組織最高政治委員會，或者就利用政治協商會議而充實其職權?！薄暗谖?，為達到軍隊的國家化，必須大量裁兵。國軍官兵必須脫離黨籍，軍費必須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來源，軍權必須交給無黨關系的文人，一切軍管黨化的方式都必須全部廢止?！薄暗诹?，為保持未來憲政的圣潔，國民大會組織法和代表選舉法必須修改，國民大會代表必須重選。憲法必須重行起草?！薄暗谄?，在過渡時期，必須商定共同政治綱領，以代替訓政時期臨時約法。”“第八，會議還應檢討一下當前復員問題和一般經濟政策。”“特別在產業方面，政府過去為了財政收入，曾經用不合理的捐稅政策和統制手段摧殘產業，結果的悲慘已經有目共見；現在再為財政收入進一步壟斷產業，初步的結果也已經表現出來了。由于產業政策的失當和一般經濟上現在還沒有一些決策，造成前后方不必要的大量失業和大批破產的局面，對國家和人民的損失實在太大了!這也是一般人民希望會議能有解決的?！?/span>

　　在這次招待會上，中共代表董必武對民建意見給予了肯定。他說：“民主建國會對協商會議的初步意見，首先在《新華日報》登載，可見我們對貴會的態度。”并表示：“貴會所提的意見，大體與本黨向協商會所提出的相同。至于具體意見如‘組織顧問團’問題，我們也同意?！薄捌渌纭氂袕V大民意的反映’，我們也贊同，因為會議本身很狹小，一切的決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沒有人民支持，即使決議是好的，也不易實施，壞的更不必談了!希望協商會的議決公諸社會，得到群眾的批評?！?/span>

　　招待會期間，于右任、邵力子、褚輔成、張東蓀、陳啟天、郭沫若、梁漱溟、胡霖、章伯鈞、繆嘉銘、胡光宸等先后發言。胡厥文綜合大家的意見后說：“黨派的利益可以互讓，但國家基礎和人民的基本權利是不能作為政黨的禮物。”他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為促進政治協商會議成功，1946年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意見。意見包括政治協商會議、保障基本人權、政治、軍事、財政及貨幣、企業等六項內容。

　　對政治協商會議，認為“以爭取人權保障之實現為先，政治之開放為次，治權之充實又次之?！薄皯冉鉀Q原則，然后逐步解決各種具體問題。其首須解決之大原則，為法統論之地位，其次為商定共同綱領?！薄包h派權力可以退讓，憲政初基之圣潔與人民基本權利則不能退讓?！薄皡f商之結果，必須較協商時期更為進步，更為民主。”

　　關于保障基本人權，認為應“實施提審法及冤獄賠償制度”；“除應修正或廢除妨害人民自由權利之各種法令外，應制定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公布實施”；“地方政府對于已查戶籍登記之人民應負責保障其身體之自由及安全。”

　　關于政治，提出“公布糧食征購及發放詳細數字”；國民政府主席“要有時間接近人民，聽取民意”；“各行政部門的政策必須隨時公布，并不得有急遽之變更，以保持政治的穩定”；“用普選的方式，徹底改革地方自治?！?/span>

　　關于軍事，提出“軍事機構不得干涉行政，一切軍事管理之方式，須即日全部廢除。”

　　關于財政及貨幣，提出政府需“公布抗戰期間備年度之預算決算，最近之貨幣發行數字及準備狀況”；“一切地方攤派及非法附加，應嚴格禁止。人民除繳納賦稅外不得再予任何負擔”。

　　關于企業自由，提出解散新成立的壟斷性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及中國蠶絲公司，依就地區的不同，分組民營公司經營。還強調提出“民營企業戰時損失，除因政府行動所致部分應依據國家總動員法原則速予賠償外，其由敵人行動所致者，在未取得賠償以前，應由政府先予墊付，使無停頓萎縮之虞。”

　　與此同時，民建在上海的理、監事吳羹梅、胡西園、冷遹、俞寰澄、王紀華、王卻塵及會員30多人聯名致函政治協商會議，表示完全同意章乃器代表民建提出的意見，要求改組政府，改選國大代表，實現蔣介石在政協開幕詞中關于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各政黨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圍內公開活動，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實行由下而上的選舉，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外，分別予以釋放等諾言。

　　二、在政協會議中的斗爭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為了協商會議順利進行，中共代表團首先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建議。經過多次呼吁和多方努力，1946年1月5日，國共兩黨達成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定，使經歷了長期戰亂的中國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國民政府禮堂舉行。然而，國民黨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內容和范圍作了種種的規定和限制，實際上仍想保持一黨專政的實權。國民黨的行為，引起了各黨派的不滿。1月15日，黃炎培在政治協商會議第五次大會作了發言，針對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大會上對籌組聯合政府的攻擊，進行了嚴正的批駁。黃炎培指出，“有些政府里的要人，罵熱心參與政治、要求組織聯合政府者為分贓主義。用這種話來罵人是個莫大的笑話，實在太荒謬了。這些人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嗎?殊不知你政府要人罵聯合政府和參與政治為分贓，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認為你所把持的政權是贓物了。豈不是自居于竊國自盜的大盜賊的地位嗎?所以，我奉勸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鬧這種笑話了”。

　　黃炎培的發言，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1月26日上午，軍警憲兵特務闖進黃炎培的寓所“箐園”，捆綁了黃宅的工作人員，控制了電話，封鎖了通道，翻箱倒柜進行大肆搜查。事件發生后，民盟主席張瀾立刻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聲明在事件未得妥善處理之前，民盟代表拒不出席政治協商會議。黃炎培也致函蔣介石，要求嚴肅查究。中共代表團向黃炎培表示了慰問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華日報》以“軍警憲兵特務竟搜查黃炎培住宅”為題，詳細報道了暴行真相，發表了“實現人民身體和居住自由”的社論，嚴正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惡劣行徑。黃炎培在1月31日的大會上，又即席發言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權治罪法，當場發起組織“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把他預先制備好的簽名簿請與會代表簽名。

　　李燭塵在政協會議竭力呼吁國共合作，消弭內戰，在和平民主的環境中建設新中國。他認為，中國應以農立國、改善民生、解決生計問題，工業則由民族工業界去做。因此，他提出“國農民工”的口號。我國較大的企業多數是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純粹的民族資本是很微弱的。因此民族資本是一個扶植的問題，而不是節制的問題。他的這些論點，反映了民族工商業對受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強烈不滿。

　　黃炎培、李燭塵等雖然以民盟和社會賢達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但他們經常與民建領導成員一起交換意見，實際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見。

　　三、“滄白堂”、“較場口”事件

　　促進政治協商會議成功，需要團結各界民主力量，廣泛發動群眾，把政治協商會議內外的斗爭結合起來。為此，民建邀請中國人民救國會、陪都文化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籌備會，于1946年1月11日在遷川工廠聯合會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促進演講會。會議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樸主持，聽取了沈鈞儒關于政治協商會議進展的報告。會議決定成立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民建捐款5萬元作為活動經費。會后，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嬰等5人分別聯系在重慶的全國郵政總工會、中國農業協進會、中國婦女聯誼會、陪都青年聯誼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勞動協會、雜志聯誼會、育才學校、重慶青年會、東北文化協會、音樂藝術社、華北政治經濟協會等23個單位，組成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協進會選出理事35人，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施復亮、孫起孟、羅叔章、田鐘靈、溫仲六、胡子嬰等民建成員當選；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被推選為協進會常務理事。

　　協進會成立以后，先后舉行了8次各界民眾大會。首次報告會在遷川工廠聯合會舉行，邀請梁漱溟、李燭塵、黃炎培作報告，有300多人參加。此后，參加報告會的聽眾異常踴躍，雖遭受特務騷擾，但群情激昂，不為所阻。由于聽眾越來越多，從第四次起改在滄白堂舉行。章伯鈞、羅隆基、張申府、李燭塵、郭沫若、張東蓀、梁漱溟，中共政協代表王若飛分別作了報告。各界群眾紛紛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建議，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審判漢奸，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取消經濟管理等。

　　為扼殺群眾性政治活動，國民黨派出特務進行騷擾破壞。在1月16日的第四次大會上，當郭沫若講到軍隊國家化時，混在群眾中的100多名特務狂呼亂叫，使大會未能終場。協進會理事會立即致函政治協商會議，報告國民黨特務搗亂會場的暴行。第六次大會，當中共代表王若飛作報告時，一批特務在臺下敲起小鑼，有的手持木頭、石塊向臺上打去，不少群眾受傷。在第七次大會時，特務5次扔石子、放爆竹，瘋狂破壞。在第八次大會上，特務又包圍謾罵中共代表王若飛。對國民黨特務一連串的破壞活動，歷史上稱為“滄白堂事件”。

　　不僅如此，特務們還非法抓捕、毒打協進會的工作人員。由于協進會新聞處逐日報道協進會的活動情況，如實表達民意，揭露特務打手行徑，深為國民黨當局所嫉恨。1月24日晚，新聞處負責人、民建成員李學民、田鐘靈夫婦在歸家途中，遭到十多名特務的圍毆，李學民受傷十余處。幸有群眾聞聲趕來，國民黨特務才罷手。事件發生后，激起了廣大人民的義憤。1月25日，重慶萬名大學生舉行民主大游行。1月26日下午，協進會在遷川大廈舉行記者招待會，通報連日來特務逞兇破壞的情況。李學民從醫院送來書面報告，控訴特務罪行。章乃器、胡子嬰等先后發言，對“滄白堂事件”提出嚴正抗議。各報記者也非常憤慨，在報刊進行披露和譴責。許滌新、羅叔章、徐崇林及各界人士紛紛前往醫院，對李學民表示慰問和聲援。

　　迫于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同時由于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爭爭取國民黨內民主人士的支持，國民黨代表被迫在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協議上簽了字。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閉幕。然而，協議的墨跡未干，蔣介石就撕毀協議，加緊部署全面內戰。對此，民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民建聯合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等20多個團體，組織召開陪都各界慶祝政協大會籌備會議，商定2月10日在重慶較場口舉行大會，由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徐崇林等組成大會主席團，邀請周恩來、董必武、邵力子、孫科、沈鈞儒、李燭塵等政協代表出席講話。

　　籌備會也向重慶市農會、總工會、教育會、商會等團體發出了通知，但他們未派人參加。2月9日深夜，市農會理事劉野樵、總工會理事長譚澤森等4人突然來到章乃器的住宅，要求參加慶祝大會并做大會主席。

　　2月10日大會開會前，劉野樵等人早早來到會場，前排位置也被數百名特務分子搶占，這些人要求立即開會。國民黨市黨部委員兼教育會理事長吳人初、市商會秘書周德侯奪取了擴音器，大呼提議劉野樵為總主席，臺下打手們鼓噪附和。劉野樵走上主席臺，擅自宣布開會，并要開始報告。施復亮等人高呼“請李公樸先生報告”。當李公樸要報告時，即被特務包圍起來拳打腳踢。頓時，特務們在臺上臺下大打出手。李公樸被扯著胡須，一腳踢倒臺下，胡子被扯掉半邊，頭部被鐵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復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雜貨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車救走。郭沫若眼鏡被打掉。馬寅初不但身負重傷，連馬褂都被剝去，文稿被搶走。年近七旬的沈鈞儒也被追打。主席團成員和群眾受傷的有60多人。聞訊趕到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元老馮玉祥，目睹會場慘狀，痛斥特務的暴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稱“較場口事件”。

　　“陪都血案”發生后，籌備會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民建成員和其他團體代表向中外記者報告了血案經過，《新華日報》、《大公報》等數十種報紙也報道了事實真相。當日，周恩來、鄧穎超、廖承志趕赴醫院慰問傷員。董必武、王若飛、李燭塵等11人聯名向蔣介石提出抗議。晉、冀、魯、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漢、廣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紛紛函電慰問。黃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聯名致電國民政府，要求將暴徒繩之以法。施復亮、李公樸等向法院提起訴訟。

　　對這一血案，國民黨當局進行了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宣傳。中央社竟誣蔑“民主建國會行列中跳出壯漢毆傷劉野樵”，《中央日報》叫囂要“解散民主建國會”，“依法制裁肇事禍首李公樸、章乃器”等。為駁斥國民黨對血案的歪曲宣傳，民建聯合重慶23個民主政團發表了《向全國同胞控訴——報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聲明，并聯合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發表了《駁斥可憐可恥的反宣傳的聲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國民黨憑空捏造事實、信口雌黃的宣傳，控訴國民黨特務的罪行。

　　在此情況下，國民黨當局只好使出對簿公堂的一招。施復亮、李公樸等在血案發生當天，即由史良律師陪往重慶地方法院，驗明傷情，提出控告。然而法院遲遲不提公訴。3月初，施復亮、李公樸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訴；劉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訴，反誣章乃器、施復亮、李公樸等人“聚眾逞兇，擾亂集會，傷害他人身體”。這時，法院才以雙方自訴并案審理。3月15日開庭時，旁聽席座無虛席。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鐵的事實面前，劉野樵等人的自訴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調解，如調解不成，再定期審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

　　“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事件”，使民建在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中經受了一次戰斗的洗禮。

　　第二節　??反對內戰，爭取和平

　　一、南京請愿和“下關事件”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為適應當時的局勢，民建總會于1946年4月12日遷到上海。

　　此時，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開始了向解放區的進攻，全面內戰即將爆發。1946年5月5日，民建、民進等上海53個政團在南京路勸工大樓成立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選出馬敘倫、胡厥文等29人為理事。民建推舉胡厥文、沈肅文、王紀華3人為代表，參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大會工作。在12日的理事會上，選出沙千里、馬敘倫、林漢達、胡厥文、湯桂芬、羅叔章、許廣平、陳巳生等為常務理事。隨后，決定發起組織上海人民反對內戰大會。6月8日，民建會員閻寶航、包達三、盛丕華等與上海164位知名人士上書蔣介石呼吁和平、反對內戰，并把全文附寄中共代表團。6月9日，民建舉行會員座談會，專門討論如何挽救民族經濟危機問題。會上，章乃器、盛丕華、包達三、張伯、王卻塵、陳鈞等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請愿，面陳對時局的意見。15日，民建再次舉行會員座談會，經過充分的討論，正式決定推派代表赴南京請愿，向國民黨當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內戰。16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召開理事會，決定赴南京請愿，推舉馬敘倫、盛丕華、雷潔瓊、張伯、胡厥文、簣延芳、包達三、閻寶航、吳耀宗和上海學生和平促進會代表陳震中、陳立復11人組成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又稱上海和平請愿團。胡厥文因故未能成行。馬敘倫被推為團長，胡子嬰、羅叔章擔任秘書。其中，盛丕華、張伯、簣延芳、包達三、閻寶航、胡子嬰、羅叔章都是民建會員。

　　6月21日，民建在《聯合晚報》、《大公報》、《時代報》、《中華時報》發表了《為挽救國運解決國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聲明。6月22日，民建繼續舉行會員座談會，通過了歡送本市人民代表赴京請愿吁請和平案，決定全體會員到火車站歡送代表并參加反內戰游行。

　　6月23日，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赴京請愿。這次活動，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黨的支持，動員組織了數萬人前往歡送。上午7時，上海北站聚集了數萬人。上午10時，歡送大會正式開始。民建常務理事王卻塵任大會主席。請愿團代表在會上發言，說明去南京請愿宗旨，得到大會的熱烈響應。大會通過了“10代表請愿，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和致電美國政府“不要助長中國內戰”等決議。會后，進行了游行示威。民建還自備了大卡車，高舉民主建國會旗幟，高呼“要和平不要內戰，要民主不要獨裁”的口號，為請愿團送行。載有請愿團代表的列車11時開動。列車經過蘇州、常州時，開始有特務上車糾纏。到達鎮江時，又來了一伙自稱“蘇北難民代表”的人，圍住列車不讓開行，要代表不去南京請愿，而向“共產黨請愿”，否則就要臥軌。代表們擺脫阻攔，列車繼續西行。下午7時到達南京下關車站后，遭到數百名偽裝成蘇北難民的國民黨特務圍毆，長達四五個小時。暴徒辱罵民建會員閻寶航，并逼其下跪。閻寶航憤慨地說：“我是東北人，在日寇鐵蹄下我從來沒屈膝過，我決不會受此凌辱?！彼婉R敘倫、雷潔瓊、陳震中等被打得多處受傷，血流滿面，財物被搶。經過多方交涉，直到晚11時許，國民黨當局才派憲兵到達現場“維持秩序”。當受傷代表被送到中央醫院救治時，已是24日凌晨。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民建聞訊后，急電表示慰問，并派胡厥文到南京會同黃炎培、王紀華慰問、照顧受傷人員。24日下午，代表團成員盛丕華、張伯、包達三、簣延芳出席國民參政會，簣延芳在會上報告了組織請愿經過，盛丕華代表請愿團發表了聲明。代表團成員推選簣延芳為負責人，訪問各方面人士和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要求面見蔣介石。蔣介石對簣延芳謊稱“我不要打，是共產黨要打?！薄胺判模推绞怯邢Ｍ模词顾蜻^來，我也不打過去?！钡驮诋斕欤Y介石密令劉峙調動大軍開始了對中原解放區的進攻。

　　6月26日，《聯合晚報》刊登了記者在現場拍攝的照片，揭露國民黨特務的血腥罪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紛紛發表聲明、通電，抗議國民黨制造的暴行。在滬民建會員發起了捐款慰勞請愿代表的活動。

　　“下關事件”發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聞訊立即到醫院慰問。中共代表團的熱情關懷，使大家深受感動。6月25日晚，中共代表團在梅園新村設宴招待代表團。周恩來報告了與國民黨歷次談判的經過，闡明了共產黨今后的政策和主張。他對中國形勢精辟、科學的分析，使代表們對局勢有了新的認識。29日，周恩來、董必武、滕代遠、鄧穎超、李維漢聯名寫信給馬敘倫、張伯、吳耀宗、雷潔瓊、簣延芳、包達三、盛丕華、閻寶航，對請愿團給予高度評價。7月5日，毛澤東、朱德致電請愿團代表：“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可見好戰分子不惜自絕于人民。中共一貫堅持和平方針，誓與全國人民一致為阻止內戰、爭取和平奮斗。”7月19日，周恩來寫信給民建等17個政團，代表中國共產黨對他們反對內戰、堅持和平的態度表示肯定。信中指出：“誠以非和平則不能進行戰后之經濟建設，而非民主則無以實現國內之真正和平。當前經濟危機已萬分嚴重，內戰如繼續發展，全國經濟即有崩潰之虞”，“欲挽此危機，端賴全國各界人民共同奮斗，以一切力量爭取立即停止內戰，實現全國和平。”這給民建以很大鼓舞。

　　“下關事件”使民建從血的教訓中逐漸覺醒過來，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堅持內戰、鎮壓人民的真實面目。

　　二、反對“美援”和美軍駐華

　　國民黨一方面大舉進攻解放區，一方面殘酷鎮壓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美國為了支持國民黨打內戰，在中國境內派駐了14萬軍隊。在此緊要關頭，民建同全國人民一道，進行了無畏的斗爭。

　　1946年8月10日，美國新聞處發表美國特使馬歇爾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聯合公報”，宣布調處失敗。13日，民建發表《對馬歇爾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聯合公報的意見》，刊于《聯合晚報》、《文匯報》、《時代報》、《時事新報》，并譯成英文分送上海各外文報社和馬歇爾、司徒雷登。意見指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重加檢討之必要。中國應為美蘇兩大國親善之橋梁，實為無可移易之至理。本會政綱，主張以主動地位執行對美對蘇平衡政策，亦即此意。但美國如欲以中國為防蘇根據地，中國倘亦自愿為防蘇之前鋒，則其結果，自必背道而馳。其足以妨害馬司兩使之努力，甚至使美國之援華政策失其原來之意義?！边€指出：“國際互信之重見，蘇聯也自負有極重大責任，而我國外交政策之改正，更屬理所當然，事不容緩，是不但關系中國之安危，世界究能久享和平，抑或再遭慘禍，均于此決之?！甭暶髯詈笳鎳顸h當局“歷史上未有能以弁髦法令，毀棄道德之手段，維持政權而達于成功者。自亂必自毀，幸政府當局之知所警惕也?！?/span>

　　1946年8月31日，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了《中美剩余物資購買合約》，美國政府將價值20億美元的戰爭剩余物資以5億美元的低價出售給國民黨政府，變相支持蔣介石打內戰。9月7日，民建發言人發表《民主建國會反對簽訂中美物資協定的談話》，嚴正指出：“此次美國所讓售的物資，原為對日的軍用品，在此內戰日益擴大的時機，顯然可能依舊作為軍用，被好戰分子利用為擴大內戰的武器，以重苦我國人民”，并指出“在民主統一的聯合政府未成立以前，美國任何片面援助，后果都只有加重我們國內的糾紛，不獨有損于我國人民利益，而且有損于美國人民的利益?！闭勗捥栒佟叭珖嗣褚恢缕饋硪髧搽p方立即停止內戰，重開政協會議，依據政協決議來解決當前一切政治、軍事問題，不讓這次美國讓售的剩余物資被利用為擴大內戰，屠殺人民的工具。”

　　為反對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民建與九三學社、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13個政團從9月23日開始，發起了“美軍退出中國周”的活動。民建由章乃器、王卻塵、陳鈞等作為代表，并派張伯、胡子嬰、羅叔章等參加籌備工作。在活動周中，連續招待中外記者、英美在滬工商界、中國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并致電聯合國和美國政府，要求美軍退出中國。胡子嬰還撰寫了《“美軍退出中國周”的世界觀》刊登在《大公報》上。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對于配合解放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發揮了積極作用。

　　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被駐華美軍士兵強奸，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抗議美軍暴行的運動。民建和上海各團體共同發表了抗議美軍強奸中國女大學生的聲明。1947年2月5日，重慶學生上街抗議美軍暴行，許多學生被毆打致傷。學生向國民黨重慶市政府請愿，再遭毆打，重傷6人、失蹤4人。2月9日，民建重慶分會與民盟重慶支部、九三學社重慶分社等15個政團派人慰問受傷學生，并聯合發出通電，呼吁全國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抗美軍暴行。

　　1948年5、6月間，全國又掀起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運動。上海學生于5月4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活動，各階層人士紛紛響應聲援。民建成員中的許多工商業者、文教知識界人士多次聚會演講、發表聲明、意見，揭露美國扶植日本的罪惡目的，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賣國外交政策。

　　三、反對召開“國民大會”

　　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政府宣布召開“國民大會”，并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交出國大代表名單。同時，以“改組政府、制定憲法”為誘餌，企圖拉攏民主黨派，孤立共產黨。對此，民建于11月初致函第三方面和有關團體，呼吁各界保衛和平、反對內戰、維護政協決議。當時，各黨派是否參加“國民大會”，已成為各種政治力量在國共兩黨斗爭中何去何從的分水嶺。在國民黨高官厚祿利誘下，青年黨、民社黨已經投靠了國民黨。11月11日，蔣介石為爭取中間勢力，決定會議延期召開。國民黨派出要員陶希圣、張群、錢新之、杜月笙輪番做黃炎培的工作，動員他參加國大，遭到黃炎培的堅決拒絕。為此，民建重慶分會致電黃炎培，對他的高風亮節深感欽佩。

　　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國民大會后，國民黨在1946年11月15日單獨召開了所謂的“國民大會”，通過了“一黨憲法”。

　　12月31日，民建與民進、九三學社等11個政團聯合發表聲明，一致認為“一黨憲法”是將“人民送上死路，國家送上絕道”。

　　1947年1月3日，民建召開常務理事會，詳細地討論時局問題，一致通過《民主建國會常務理事會反對國民黨召開國大通過憲法的決議》，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對“國民大會”的態度。

　　繼“國民大會”之后，國民黨又進行了“改組政府”的騙局，蔣介石拉攏了民社黨、青年黨和某些“社會賢達”參加了“國民政府”，稱這個政府是“多黨”的政府。此舉無疑又為和平帶來了一片陰影，政協精神再次遭到破壞。

　　民建于1947年4月22日，針對國民黨“改組政府”發表聲明，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內戰中改組的政府，那里說得到政協路線，和擴大政府的群眾基礎”，并表示中國要走上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獨立、進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復政協的精神和原則，組織全國統一的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徹底實行和平建國綱領?！?/span>

　　四、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

　　國民黨在發動全面內戰的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殺害民主人士。僅1946年6月間，就逮捕了13萬多名工人、學生和市民，7月又封閉了反內戰的文化團體、言論機關100多處，接著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李公樸、聞一多血案。

　　李公樸、聞一多被害，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民建聞訊后，對國民黨的暴行表示強烈譴責。10月，民建會員33人會同上海各界人民團體發起舉辦悼念活動，民建捐贈30萬元作為紀念活動經費。黃炎培、章乃器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悼念李公樸、聞一多的詩作，贊揚了他們的革命精神，對國民黨特務的暴行表示極大憤慨。10月6日，上海各界又在靜安寺集會，舉行公祭活動，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胡厥文主祭，民建常務理事楊衛玉宣讀了祭文。民建和各社團開展的悼念活動，進一步推動了全國人民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運動。

　　國民黨內戰、獨裁政策和美貨傾銷，造成我國民族工商業的大量破產。為了振興、發展我國民族工商業，國民黨統治區掀起了抵制美貨運動。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貨業青年職工數百人在南京路勸工大樓舉行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委員會成立大會。大會尚未開始，就遭國民黨特務破壞，數十人被打傷，永安公司職工梁仁達被當場打死，造成“二九慘案”。血案發生后，民建立即組織抗議和聲援活動。2月10日，民建發表《民主建國會對上海勸工大樓血案的嚴正聲明》，并發起組織“二九慘案”后援會，給予物質和精神的援助，陸續捐款近70萬元。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學生舉行游行示威，反對內戰。這一愛國運動迅速擴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陽、重慶等許多城市。國民黨對學生運動進行極端野蠻的鎮壓。5月20日，各地學生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聯合請愿大游行。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憲特人員，以鐵棒、木棍、皮鞋、水龍圍攻毒打手無寸鐵的學生，重傷19人，被捕28人，500多人慘遭毒打，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五二”大血案。接著，又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大肆逮捕青年學生和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一”大逮捕事件。慘案發生后，民建發表了《民主建國會對和平運動的意見》，聲明民建自成立以來，“一貫地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內戰，呼吁和平”。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我生從事教育四十六年，眼見學生受傷慘狀，為之流淚?！?/span>

　　1947年初，國民黨軍隊在重點進攻中節節失敗，為挽救其失敗的命運，欺騙人民，指使上海的所謂“工商團體及各界人士”，發起組織所謂“和平運動”，以迷惑視聽。民建于1947年2月1日發表《民主建國會對“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發表意見》，揭露這些人過去主張“戡亂”的反動立場。5月22日，民建召開由百余位工商界人士參加的“當前社會危機檢討會”。馬寅初、章乃器、胡厥文等出席座談會，章乃器在會上宣讀了討論提綱。與會人士對物價飛漲、社會動亂等社會問題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引起物價飛漲的“真正原因只有兩個血腥的大字‘內戰’”，“如果人人都能安居樂業，當然不會發生學潮、工潮”。與會者對學生運動表示同情和聲援，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依靠美援打內戰的行徑。

　　在此期間，許多民建會員有的出錢資助愛國人士和青年學生，有的幫助他們擺脫國民黨政府的追捕，有的為愛國學生出版宣傳刊物提供經費，有的掩護和營救中共地下黨員，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