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內的“五一口號”，并得到了多數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自覺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此走上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道路，揭開了我國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事業發展的歷史新篇章。源于“五一口號”而誕生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由各民主黨派參加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從戰時對敵斗爭的策略階段，到建國后轉變為執政黨政策的階段，再到改革開放之后國家的基本國策階段，經過了漫長的演變過程,而這一演化，也充分說明了“五一口號”源發性的巨大的內生動力。

由于“五一口號”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性，關于“五一口號”的紀念、分析文章已經汗牛充棟。這些文章不外三種類型，一是挖掘史料，從豐富史實的角度來紀念“五一口號”的發布；二是升華到理論層面，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明“五一口號”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三是論述“五一口號”與統一戰線的關系，從統一戰線的角度論述“五一口號”的重要性。

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五一口號”早已不再是簡單的政治宣傳口號，它早已升華為了劃時代的政治坐標，具有巨大和豐富的內涵，從任何一個角度對其挖掘、發揮、闡釋都能夠不斷地闡發出新意。并且，“五一口號”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具有無窮的源發性，它與任何一段時代相結合都具有新的現實的指導意義。本文旨在從“五一口號”的源發性入手，經過三個階段的發展來剖析其與政黨協商的關系。

一、戰時對敵斗爭的策略階段

1、“五一口號”產生的歷史背景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標志著中國走出了外強凌辱的百年歷史，中國人民期盼的和平、民主、建設時代就要來臨了。

中國共產黨人還在抗日戰爭進行過程中，就高瞻遠矚，為未來的中國謀劃了圖景：即建立由各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194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設想。9月4日，中共中央向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團林伯渠等發出指示，認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成熟，可正式向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提交改組政府的主張。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向參政會作專題報告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士對中共關于建立聯合政府主張給與了積極回應。經過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爭取民主的斗爭，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結束“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史稱舊政協）在重慶開幕。但會議通過的五項協議墨跡未干，國民黨政府就公然撕毀協議，發動全面內戰。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為“非法團體”，強令其解散。民主黨派期望國民黨實行民主的幻想徹底破滅。至此，由國民黨領導的“舊政協”歷史宣告結束，希望由國民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機制成為了歷史。

　　與國民黨拋棄人民、拋棄民主相反，中國共產黨人在軍事進攻節節勝利的同事，沒有忘掉時刻為中國民主而奮斗的民主黨派。

1947年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后，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這里，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提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各革命階級和階層來成立沒有國民黨的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宣布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1月1日，國民黨民主派內部實行聯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布贊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

2、“五一口號”的誕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

?“五一口號”共有23條。其中最具影響的是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次日，即5月1日，毛澤東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

“五一口號”發布之后，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在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地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五一口號”的提出和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共同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重要歷史關節點，認同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價值理念，心悅誠服地承認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進一步躍升為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轉折點，是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的歷史界標。這樣“五一口號”這一歷史事件，不是再單指中共發布“五一口號”這一件事，同時它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對中共“五一口號”的積極響應，他們共同構筑了“五一口號”的歷史。

二、?“五一口號”的源發性及其歷史意義

1、?“五一口號”的源發性

所謂源發性，是指一種社會現象或政治制度，是其他社會現象或政治制度的母體，其他的社會現象或政治制度能夠從這一社會現象或政治制度中產生并生長出來。這種具有源發性的社會現象或政治制度不同于一般的社會現象或政治制度，它的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具有自身不斷完善和與時俱進的能力。在它剛一誕生時，也許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其他周圍事物沒有明顯的區別，但是經過日積月累，經過風風雨雨后，其他的事物在完成其歷史使命之后可能都已經隨風而逝了，而這種事物卻在不斷完善自我、不斷修正自我的同時獲得了新的生命。最為典型的莫過于隋朝創立的科舉制度。由隋朝的分科取士，到唐朝的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跨越了朝代，甚至跨越了國界，成為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基石。在這里，相對于明清的科舉制度和西方的文官制度，隋朝的分科取士就是具有源發性的政治制度。

在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中，對后代政治制度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源發事件應當還很多，只不過人們甚少從這樣的角度去分析，因此沒有被人們重視。例如古田會議，就是新型人民軍隊誕生的源發事件。軍隊建設自古就有，名將訓練出來的優秀軍隊也不勝枚舉，如歷史上的岳家軍、戚家軍等等。但是，為什么古田會議在中共軍隊建設的歷史上仍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呢？為什么古田會議的內容和精神不僅解決了當時的問題，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呢？這就在于古田會議的內容和精神是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這種思想跨越了時代，經歷過時代的風雨后，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加具有了現實指導意義。

回到本文，“五一口號”就是我國政黨協商制度的源發性事件。

????“五一口號”從內容上來分析，它拋棄了國民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各革命階級共同建立新的政治協商制度，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和各革命階級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這為之后的新中國建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新型的政黨關系、新型的政治協商制度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所以我們說，新型的政治協商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黨關系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五一口號”中孕育和發展出來的。從這一點上來來說，“五一口號”是新型政黨關系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源發性事件。

2、?“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

“五一口號”及其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新型的政黨關系、所確立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的政治協商制度，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發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等一系列，具有開辟中國歷史新紀元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的發生，深刻地凸顯出了1948年 “五一口號”的非凡意義。

“五一口號”也很快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由共產黨的戰時政策轉變成了執政黨的執政政策。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共產黨由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共產黨的主要奮斗任務由打倒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轉向了國內的經濟建設。社會環境也由戰時體制轉向了和平發展。這一系列的變化，使得曾經在歷史上產生階段性影響而不適于現實的政策退出歷史舞臺，然而那些能夠繼續發揮作用的、或者說是步入新時代又能夠賦予新內涵的政策則會重獲生機。“五一口號”所孕育的政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就是這樣的政策。它跨進了新中國，跨入了新時代，在新中國，它成為了執政黨一以貫之的黨的政策。

三、“五一口號”發展為執政黨的政策和基本國策階段

1、?新時代，新內涵

基于“五一口號”而產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進入新中國后，成了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它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政黨學說和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的創造，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團結奮斗的重大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具有偉大的創造性。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決定保留民主黨派，并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在此方針指引下，政治協商成了處理黨際關系的基本政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份以協商民主為主題的中央文件，也是“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基礎性、支柱性改革舉措。此后，中辦、國辦又先后印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等配套文件。這樣就將包括政黨協商在內的政治協商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由政策層面上升為法規層面，使政黨協商和政治協商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共中央制定并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并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這樣又將包括政黨協商在內的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為了國家的基本國策，使源自于“五一口號”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上升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得到了憲法的明確認可和保護，并成為依法治國必須遵循的基本的政治原則。

2、新時代，新任務

“五一口號”發布七十周年了。源于“五一口號”發展而來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由戰爭時期的對敵斗爭的策略，發展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執政黨的基本政策，再提高到黨內法規的高度，直至最后被寫入憲法成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已經與社會主義制度緊密結合，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肇始于“五一口號”，成熟于政治協商，其間走過了七十年，說明“五一口號”所蘊含的生命是旺盛的。在新時代，政治協商又迎來了新的任務。在2013年全國政協的新年茶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支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揮人民政協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重要作用，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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