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臘月初五，是嚴父謝世祭日。

說心里話，每當這天哀思父親時，總會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我的入伍通知書”……1961年7月底，就讀于唐山六中的我，在等待高考中榜消息的同時，響應祖國召喚而參加體檢，做了參軍入伍的準備。結果，高考錄取通知還沒到手，卻收到一張印有“唐山市兵役局”鮮紅大印的“應征公民入伍通知書”。在唐山陶瓷公司上班的父親，看到我的入伍通知書后，高興地說：“你到部隊后，一定要好好干，牢牢記住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沒有我們這個家呀！”我太爺太奶去世時，祖父才五六歲。家里窮得很，房無一間地無一垅，近支族人又養活不起。無奈，為還葬母欠債，也為籌款葬父，祖父迫不得已，在族人支持下來到集市，插草為標，自賣自身。后被北山隆福寺云游的和尚收養為徒，當了和尚。十幾年后，消息傳到同族外村一位遠房太爺耳際，因他乏嗣，便將祖父從寺中贖出還俗，過繼為子。祖父長大成人做工后，與同村幼年喪母的祖母結了婚，先后生育子女7人（其中一人因病無錢醫治而亡）。在那個動亂年代，天災人禍不斷，一家人苦苦地在死亡線上掙扎……后來，祖父在我黨地下工作者的引導影響下，秘密參加到革命隊伍的行列中。1935年，國民黨偽政府同日軍在塘沽簽訂協議，承認冀東為日本侵略軍“自由活動”的“非武裝區”后，父輩中又先后有6人秘密地參加了革命，有的當了名牌八路軍，有的為共產黨和抗日政府做“秘密地下工作”，在隱蔽戰線勇敢戰斗……我們全家人的革命之舉遭到敵特的痛恨，所以敵人經常到我們家搜捕、抄抓，攪得我們全家人東躲西藏。1944年農歷五月初四，祖父從開灤馬家溝磚廠回我村找黨支部匯報敵情，途經陡河北岸的“三岔溝”處，突然遭遇被跟蹤特務引來的日本鬼子的抓捕，押往開灤馬家溝礦磚廠矸子門“警衛室”。審計中，日偽軍又是拳打腳踢，又是皮帶抽，又是槍托劈頭蓋臉地狠砸，但祖父始終咬牙堅持“一問三不知”，寧可自己死，也不給黨和中國人丟臉，結果祖父被殘暴的日本鬼子當場給殺害了……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了，我們全家人才翻了身，分了房子分了地，過上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日子。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7月底，當我懷揣著我的《入伍通知書》，向母親匯報應征入伍的喜訊時，母親剎時顯得憂心忡忡，后經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父親的勸說和解釋，這位曾遭受過敵人抓捕而死里逃生的母親，才轉憂為喜，高興地到村食堂稱了三斤白薯面，全家人團聚一堂吃了頓“餃子”。第二天清晨，父親同我從市東北郊頂風冒雨，步行15多公里，才到達市區唐山師范學校新兵集結地。父親臨別時從懷里掏出3個帶有體溫的、煮熟的雞蛋給了我，讓我在路上吃，我毫不遲疑地迅速將雞蛋塞給了辛苦大半輩子的父親……在部隊，我沒有辜負父親的囑咐和希望，年年受到嘉獎，被評選為宣傳標兵、技術能手和五好戰士，還被選調到ss軍直屬訓練隊任上士班長。1965年“抗美援越”戰備訓練中，我和戰友共同創作和演出的活報劇《槍桃約翰遜》，在我軍的文藝調演中，還獲得了創作獎和演出獎。服役三年期滿后幾次探家，我都會看到我的那張“入伍通知書”和唐山解放后照的第一張照片，都被鑲掛在我家西屋的白墻上。然而，當我退伍復員后，它卻不知了去向……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發生特大地震后，全村房屋全部損毀倒塌，以母親為首的5位親人遇難，父親等3位親人砸成重傷轉院東北，造成家毀人亡，財物損毀極其嚴重就連我在部隊和地方十多年積攢和留有字跡的十多本日記、報刊剪輯、文史資料，以及文稿等，幾乎全部失落損毀。從此，我對我的那張“入伍通知書”“紀念照”等證件，再也不報任何希望了。

1997年夏，父親查出患了不治之癥。在照護父親期間，父親得知我的獨子——他的大門長孫，又被批準參軍，并獲取一張紅色燙金《入伍通知書》后，激動得他那因病失明的雙眼，迅速滾動出晶瑩的熱淚。老人家緊緊握著孫子的手，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在部隊好好干，不忘初心，發揚光榮傳統，爭當我劉氏家族第四代英勇堅強、保家衛國、為民不斷立功的頑強戰士！兒子剛到軍營20天，我父親便走了。在整理父親不多的遺物時，卻在一個小盒子里，發現了我的那張久違的、保存完好無損的、蓋有“唐山市兵役局”四方紅色印章的“應征公民入伍通知書”。頓時，嚴父的高大形象立刻映入我的眼簾，熱淚終又忍不住滾落下來，許久許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