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隆重紀念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75周年，生動展現廣東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會員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業的履職實踐，省委會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紀念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75周年主題征文活動，共征集到各地方組織和省直支部會員、專干投稿作品115篇。省委會從中甄選了31篇編印成《廣東民建紀念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75周年主題征文活動作品選集》，并在網站和微信公眾號的主題征文專欄中陸續選登，以饗讀者。敬請關注！

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曾經稱贊：“潮汕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兩個經濟人才，一個是理論的許滌新，一個是實踐的莊世平。”這位被周總理點名的經濟理論人才許滌新（1906—1988），來自廣東揭陽，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人，也是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之一。他于十年浩劫期間完成的40余萬字筆記——《讀〈資本論〉筆記——論社會主義的生產、流通與分配》，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重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今天，仍有著歷久彌新的理論價值；他極具前瞻性的巨著《生態經濟學探索》，則開創了中國生態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許滌新作為中共黨員，在重慶代表中國共產黨見證了民主建國會的誕生，并在建國后應黃炎培請求，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歷任民建總會委員會常委，民建第一、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常委，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在貧窮與欺侮中成長的經濟理論雄才

1906年10月25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八），許滌新降生在廣東揭陽縣棉湖鎮（今揭陽市揭西縣）一個家境沒落的小學教師家庭。受畢業于“韓山師范學校”的父親許遠侯影響，許滌新從小目睹農村的凋敝與自家所受的欺侮，耳聞目濡康梁改良主義思想，立志為改變社會現狀與家庭困境而努力。1924年，許滌新在揭陽榕江中學（今揭陽第一中學）以榜首畢業，由于貧困無法繼續求學，經人介紹到汕頭“普寧旅汕小學”任教。此時的潮汕地區，正經歷了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帶來的革命思想傳播。年少的許滌新既受榕江中學的進步教員楊嗣震等影響，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又目睹由周恩來等率領的黃埔學生軍軍紀嚴明譽滿潮汕，接受三民主義思想并加入了國民黨。隨后他在讀到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后，很快轉向信仰馬克思主義，加入了共青團。1926年，向往留學蘇聯的許滌新輾轉籌措學費，入讀廣州中山大學預科，準備從事文學創作以拯救民智。但不過一年，時局的發展，對資本家與勞工對立的困惑以及輿論對一戰的討論，迫使他去尋找解決支撐意識形態的經濟基礎問題，轉而研究政治經濟學：

“古典主義的基礎是封建經濟制度；浪漫主義的基礎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寫實主義的基礎是資本主義進入成熟時期的經濟制度。越學習，越引起我對于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興趣。過去那些不能回答的經濟理論問題，還是在苦惱著我，迫我在理論上去回答這些問題。至于吳稚暉、戴季陶和胡漢民等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迫使著我將來能讀懂《資本論》，以便戳穿這些反動政客的欺騙和胡說。”

從1928年起，許滌新先后入讀廈門大學、上海勞動大學、國立上海商學院，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先后發表《廣東經濟的危機》《捐稅繁重與農村經濟之沒落》《捐稅繁重與民族產業之沒落》《貨幣戰爭與貨幣穩定》《怎樣研究資本論》《相持階段中國經濟的動態》《抗戰以來兩個階段的中國經濟》《廣東工業的危機》《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等經濟學論文，這些文章既有經濟學理論力作，也有經濟學常識與解讀社會經濟現象的普及文章，逐漸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界的地位。

在戰云彌漫中團結經濟界人士的統戰活動家

1935年2月19日，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大破壞時，由于大叛徒李竹聲和盛忠亮提供線索，許滌新在法租界被捕入獄，直到1937年才被黨組織保釋出獄。在獄中，許滌新相繼完成《戰時中國經濟輪廓》《中國經濟的道路》《現代中國經濟教程》等著作。出獄以后，許滌新被派往武漢，參加創辦黨刊《群眾周刊》和黨報《新華日報》，后遷往重慶，長期負責中共南方局的宣傳與經濟組工作。由于其記者與編輯的公開身份，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政論和經濟論文，并作為中共南方局經濟組的負責人，重點聯系經濟界人士，負責向黨中央提交經濟調查報告。為了搜集到盡可能多且準確的財經資料，許滌新利用《新華日報》記者的公開身份，聯系到了“交通銀行”楊修范、“中國銀行”沈鏞、“重慶電子公司”陳希以、“郵匯局”黃思靜、“手工業合作總社”嚴希純、資源委員會楊少任及王寅生等，組成了一個由工程師、技術師和銀行職員參加的七人調查會，還編輯出版了《經濟問題研究資料》，搜集到了有關計劃、金融、工會、廠礦、交通、糧食、農林、物價等方面的材料，為遠在延安的黨中央了解國統區財政經濟狀況提供了大量可靠資料。

盡管如此，周恩來認為，經濟組更重要的任務，是要做好工商界的統戰工作，許滌新回憶：

當時的重慶，下江遷來的廠家，如劉鴻生、吳蘊初、胡厥文、吳羹梅、李燭塵等人都是有影響的人物；川幫的胡子昂、潘昌猷、盧作孚也是當時有名的人物。我是經過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才同他們一個一個地認識。

為團結盡可能多的經濟界人士，許滌新創辦了“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領導了“中小工業聯合會”和《自由導報》，作為南方局統委經濟組的外圍組織，成為經濟組在社會活動上的得力助手。在團結經濟界人士的過程中，許滌新也以其本人的學者風范，與經濟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這為他后來在上海工商界開展統戰工作及建國后擔任統戰部副部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46年，中共為了搞好同民族工商業家的關系，提高中上層工商業者對黨和人民政府的認識，派許滌新以上海市工商局局長的名義，在中國銀行樓上召開工商界座談會，參會者300人，并首次與劉靖基、榮毅仁、郭棣活、劉念義等民族資本家的代表人物見面。此后，他通過原來在重慶認識的工商界人士，結識了盛丕華、包達三、簣延芳、張絅伯、俞澄寰等上海工商界的前輩，還認識了李康年、王性堯等國貨聯營廠的管理者，又通過中華職教社在上海大力宣傳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爭取了大量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許滌新不但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界已卓有成就，在工商業界也有著廣泛的朋友圈，這源于他豐富的經濟調查研究經驗。上海與戰時的重慶不同，是一個工商業和金融業在全國占比非常大的城市，其工商業兼具買辦性、投機性和脆弱性的特點，為了區別對待需要打擊與需要扶助的對象，許滌新專門設立了調查研究組來掌握工商界的情況。比如他首先對上海最大的行業——棉紡工業進行典型調查，對有代表性的企業家編寫工商人物志，接著調查主要的輕工業和機械工業，通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對上海的行業和民族資本家情況有了基本了解，并撰寫成《財經情況反映》上報中央政府，為黨中央爭取上海的民族資本家，恢復上海工商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工作半年之后，周恩來又派許滌新赴香港，創辦《經濟導報》、新僑公司、新聯公司等。香港工商界的統戰工作，又與上海明顯不同。香港的華資企業，數量上以廣州幫占優勢，如永安公司的郭棣活家族、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家等比較有代表性，后來郭棣活和簡玉階均加入了民建。福建的廈門幫雖比不上廣州幫，但與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地的華僑聯系密切。四川幫和江浙幫數量不多，但善于經營。針對這些不同于重慶與上海的特點，許滌新為了團結這些工商界人士，采取了用鄉情關系（尤其是對廣州幫）、從市場業務談起、重視各幫社團中的秘書等手段，逐漸爭取支持。許滌新回憶，在香港工商界的統戰工作，最為突出的是推動成立了“工商俱樂部”——它是規模較大的公開的上層和中層工商界的集會形式。正是由于解放軍節節勝利，而國民黨軍不斷潰敗，港英政府不得不為下一步打算，才容忍這個俱樂部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每周聚餐座談，宣傳人民解放軍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

1949年4月，許滌新離開香港進入解放區。后任上海市委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工商局局長等，1952年調任北京，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副部長、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等。他利用自己長年研究中外經濟積累的調查研究成果，積極參與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關的方針政策制定、團結工商界人士，推進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其撰寫的《中國過渡時期國民經濟的分析》《論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等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當時的國民經濟結構與經濟運行規律，作了深入的論證分析，為中央準確把握國民經濟運行的趨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參考。

多黨合作背景下的民建早期領導人

許滌新1933年從國立上海商學院畢業時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宣傳與經濟理論研究工作。正是他本人在經濟領域的研究成果及在重慶與經濟界人士的交往過程，使其與初創期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結下了深厚的戰斗友誼。作為以發展民族工商業為主旨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其政治訴求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廣泛的共識，其所代表的工商業者階層，也在民主運動斗爭中逐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成為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團結的對象。而民建創始人黃炎培、李燭塵、章乃器、胡厥文和施復亮等，與許滌新也有著長期密切的接觸。因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民建”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即在重慶舉行招待會，由時任南方局經濟組負責人的許滌新擔任主要招待員，祝賀民主建國會的誕生。許滌新后來在回憶錄中說：

（民建）它不是南方局經濟組的外圍組織，但它同我們的關系是比較好的。這個組織成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它的代表人物是黃炎培、章乃器、李燭塵、胡厥文、施復亮和孫起孟。它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愛國政黨……為了祝賀“民建”的成立，中共代表團在“中三路”所在地舉行了一次頗為隆重的招待會。因為我對他們比較熟悉，所以作了這次招待會的主要招待員。……解放之后，周總理應黃任老的要求，命令南漢宸、姚依林、錢之光和我四個人，以中共黨員的身份，加入民建，以便促進民建會務的發展。

回憶錄中提到的“南方局經濟組”即中共南方局統一戰線委員會（簡稱“統委”）下設的經濟組。南方局統委成立于1940年10月，當時沒有設經濟組，12月才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正式成立。主要任務包括：宣傳黨的財經政策，特別是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財經政策，搜集國民黨統治區財經資料和開展工商界的統一戰線工作。據許滌新夫人方卓芬回憶，經濟組與政治組、文化組（文藝）、軍事組、青年組、婦女組、外事組一道，并肩作戰于重慶，直到1946年轉移至上海。組長原為錢之光，后由時任南方局秘書的許滌新兼任，副組長是《新華日報》的洪沛然，組員有劉芳華（蔡北華）、古念良、方卓芬（許滌新夫人）、劉志誠等。

新中國成立初期，黃炎培要求周總理派幾個中共黨員到民建推動工作時，周總理指派了姚依林、錢之光、南漢宸和許滌新四人。因此，1949年許滌新正式加入民建，此后，一直擔任民建中央領導職務，在協助黃炎培等第一代領導集體做好民建會員發展、會章制定、會務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民建在全國的發展壯大、代表工商業界參政議政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加強民建對經濟界人士的吸引力與凝聚力，吸收有影響力的工商界人士加入民建，許滌新功不可沒，不負黃炎培的信任與周恩來的委托。同時，許滌新本人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民建，用他自身的實踐，書寫了民建與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制度上的成功探索經驗，成為多黨合作政治制度的先行者和踐行者。

不忘桑梓的汕頭大學首任校長

許滌新生于廣東，長于廣東。雖然長年的革命工作使他很少有時間再回到家鄉，但他始終關注廣東的發展尤其是廣東經濟的發展。他在30年代撰寫的《廣東經濟的危機》《廣東工業的危機》，詳細分析了廣東工業比上海更為脆弱的特點，列舉了摧毀廣東工業的可能因素，發出“廣東工業正在走向崩潰”的警示。在香港，許滌新也多次利用他作為廣東人的地域優勢，嫻熟地運用鄉情關系，拉近了中共與在港廣州幫的距離，成功爭取到了香港工商界的支持。改革開放后，他曾兩次回到深圳，為深圳特區干部作報告，就收回香港后的經濟發展走勢及深圳經濟特區的重要性，為深圳干部提振經濟發展的信心。

1980年，來自潮汕的企業家李嘉誠與莊世平商定，捐巨資在潮汕地區興辦一所綜合性大學。1981年，國務院批準成立汕頭大學并任命同樣來自潮汕的許滌新為首任校長。盡管時年已值75歲高齡，許滌新仍欣然接受了任命，除社科院和經濟所的必要工作外，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汕頭大學的籌建和首批招生工作中。在汕大籌建最為繁忙也是條件最為艱苦的時候，幾乎所有學校的關鍵時刻他都親自到場，直至1986年改任名譽校長。雖然不再直接主管學校事務，許滌新一直為汕頭大學的發展操心，以至他在接受記者洪爵禮的訪問時，仍在為汕頭大學的師資謀劃：“汕頭大學的師資是一個問題，可請海外教授來汕大任教，請各地專家學者去講學。”

作為一位學者型的革命家，許滌新專業過硬、才華橫溢，參與制定多項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方針和政策；作為一位多謀善斷的統戰工作者，許滌新精力充沛、為人真誠，在團結工商界代表人物和在工商業者中宣傳貫徹黨的經濟方針政策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作為廣東潮汕地區的杰出代表，許滌新受潮汕鄉風及嶺南文化的滋養，集理論研究與調查實干于一身，在每個領域都作出了巨大貢獻，無愧周恩來總理中國革命“理論經濟人才”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