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權(1919.3-2017.3)，是我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我國近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杰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青年時代見證了國家的滄桑苦難

1919年3月,萬國權出生在吉林省農安一個軍人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父親萬福麟是著名的愛國將領，在張學良的東北軍中任軍長。由于勇猛果斷、能打善戰，戰功卓著，受到張學良的賞識。當年張學良任北平行營主任時，萬任總參議，兩人關系密切。

萬國權家庭生活條件優越，但他沒有受到父母的嬌慣，他多年在外求學、住校，一直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萬福麟隨張學良進關駐軍華北，萬家也隨遷至北平。萬國權先在北平輔仁中學上學，后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這是一所學風開明、治學嚴謹的學校，他在這里不僅學到了不少基礎知識，開闊了視野、陶冶了情操，還在各方面得到了鍛煉。他少年時生性好動，熱愛體育運動，就在這時期練就了強健體魄。他自幼崇拜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在16歲的萬國權身上已經體現出淳樸的愛國熱情。1938年，他與南開中學一批愛國進步同學一起參加反蔣抗日的“一二九”學生運動。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萬福麟率部御敵浴血奮戰，作為抗日驍勇的東北軍眷屬，萬國權一家人遭到日特機關追捕，被迫舉家遷到了天津，隱姓埋名在英租界避難。一天，日本憲兵隊突然闖入他的家中，由于萬的母親機智應對，日本憲兵隊搜不到證據，只好撤走。萬一家人在天津沒有經濟來源，同時考慮到長期留在天津，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于是設法讓萬國權喬裝打扮，改名換姓帶著家人逃出天津。一路上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終于抵達大后方重慶避難。1940年，萬國權考取重慶中華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前身）工商管理系。當時學校剛從淪陷的武漢遷到重慶，學校設施因陋就簡，但師資力量確是一流的，流亡到重慶的學者中人才濟濟。在學校演講和授課的有馬寅初、馮玉祥、邵力子、梁漱溟、郭沫若、鄒韜奮等人。1945年，萬國權在中華大學畢業。經人介紹，他進入成都市直接稅務局任稅務員，后去沈陽市直接稅務局任課長。他在稅務機關目睹官場上互相傾軋，勾心斗角，貪污腐敗，十分反感，毅然辭去了公職，滿懷振興民族工業的熱情，回到了天津家族企業利中酸廠工作。該廠是在“九一八”事變后，由其父萬福麟和幾位立志振興民族工業愛國人士集資創辦的。利中酸廠在1947年改組時，萬國權出任副經理、總經理職務，從此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

建國前，利中酸廠雖是華北最大的硫酸廠之一，但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幾乎無法生活生存下去。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戰勝利，又被美國盯上，美國貨源源不斷充斥中國市場，使原本搖搖欲墜的民族工業幾乎崩潰。

在對資改造中發揮模范帶頭作用

平津戰役打響后，華北第一大城市天津獲得了解放。解放軍入城時，萬國權一家人正好住在天津，解放軍嚴明的軍紀，秋毫無犯的優良作風，給萬的一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經過細致的觀察，知道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政黨，解放軍是保護人民的軍隊，跟著這樣的黨走是絕不會錯的。基于這樣的認識，當他得知父親被迫要去臺灣時，便苦口婆心勸父親留在大陸，但因為戰爭交通中斷，他未能及時趕到北平當面勸阻。待天津解放時，父親已離開大陸去了臺灣，在臺擔任國民黨政治咨詢委員會委員，1951年因病去世，終年71歲。成為萬國權人生中一大憾事。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指引下，把瀕于崩潰的民族工商業引上了一條蓬勃發展的道路，萬國權衷心擁護黨的方針政策，1950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先賢們李燭塵、資耀華、周權弢的影響下，他表示從加入民建那一天起，嚴格要求自己，自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團結民建會員和工商業者，要聽黨的話，跟黨走，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

建國初，利中酸廠是華北地區唯一的一家硫酸生產廠，受到政府的重視。當國家提出因建設需要，希望把硫酸產品交給國家包銷時，萬國權作為企業負責人表示積極響應。但企業其他股東表示異議，認為現在正是利中廠發大財的時機，將一座金山讓出來，實在是太傻了。但是萬國權卻有自己獨到的認識。他說，“利中酸廠產品旺銷的局面是共產黨帶來的，過去利中酸廠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欺壓，這么多年也不賺錢。現在因為共產黨十分重視民族工業，沒有日貨美貨充斥市場，我們的廠成為華北地區唯一生產硫酸的廠家，這樣才有了錢賺。如今國家建設需要，我們應該支持才對。況且建設國家，匹夫有責，我們更當盡力。”股東們認為萬國權言之有理，也就欣然同意了。這樣利中酸廠就將高利產品交給國家包銷。

1954年1月，利中酸廠張燈結彩、爆竹聲聲，實現了公私合營，邁出了私有制企業走向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堅實一步，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公私合營對于當時私營企業來說并非易事，因為很多企業是經過幾代人的奮斗才創立的，他們想不通。利中酸廠帶頭實行公私合營對尚在猶豫觀望的私營企業主是很大的促進。萬國權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利中酸廠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公私合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他以自己親身的經歷現身說法，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宣傳公私合營的優越性，對天津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他的這個頭帶得好。

公私合營后，萬國權擔任利中酸廠副經理，后被任命擔任天津市染料化學工業公司副經理。1952年調任天津河東區工業局副局長，區工商聯主委，由一位工商業者成為政府的官員，1964年升任天津市工商聯秘書長，參與領導全市工商聯的工作。
? 在履行參政黨職能中盡心竭力

萬國權在文革中，受到了沖擊，經受了考驗，但他身處逆境，依然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始終沒有動搖過。1977年調入天津市政協工作，同時擔任天津市民建副主委和天津市工商聯副主委職務。他堅決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以極大的政治熱情積極投入工作，為推動兩會經濟咨詢服務，配合國民經濟計劃調整，發展集體經濟，安置待業青年，及外貿咨詢服務試點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83年，萬國權擔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和全國工商聯常委，為充分調動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和為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獻計出力。1985年，擔任民建中央執行局主任，主持民建中央日常工作，他自覺發揚民建自我教育優良傳統，帶領機關同志深入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努力發揮民建的特色和優勢，更好地經濟建設服務作出了貢獻。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激發了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會員參政議政的積極性。萬國權時任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和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和民建會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緊緊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深入實際，開展專題調查研究，以民建中央名義積極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意見和建議。主要的內容有：關于加強西部經濟發展的若干建議；關于把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作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來抓的建議；關于在堅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豐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的意見；關于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關于當前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建議；關于改革現行宴會，移風易俗，促進兩個文明建設的建議；關于貫徹執行民主黨派成員擔任政府及司法機關領導職務的政策建議等，受到了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許多意見被采納。

情系祖國統一大業和人口老齡化事業

萬國權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時分工聯系港澳臺僑界別和祖統工作，堅持“一國兩制”正確方針，長期致力于祖國統一事業。在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期間，多次赴澳門聽取意見，為澳門基本法制定和順利回歸作出了貢獻。在擔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名譽會長和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期間，秉持“國家統一，匹夫有責”的信念，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事業奔走。1998年在全國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他代表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作“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發言，強調所有中國人民都團結起來，堅持統一、反對分裂，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他多次在會見臺灣客人時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他堅決反對“臺獨”制造分裂，希望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萬國權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工作，曾率團出訪美國、法國、泰國、孟加拉國、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國和地區，多次會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積極宣傳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為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友好往來作出了積極貢獻。

萬國權在全國政協還有一項重要工作是，調查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為做好養老安老工作，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建議。萬國權認為，老齡工作是事關民生保障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大事，也是體現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加快，包括浙江在內許多省份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出現了眾多亟需解決的社會矛盾。諸如，建立適合我省城市和農村養老模式問題，老年人醫療救助問題，空巢老人贍養問題，老年人精神文明生活問題，老年人權益保障等問題，這些都是社會最為關注的熱點問題。萬國權是在上世紀末社會上對安老養老問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情況下來到浙江調研的。他每到一處總是大力宣傳做好老齡工作的重要意義，呼吁黨政各部門要高度重視安老養老工作，和大家一起探討適合我國國情的養老模式，當年萬老已是80歲高齡，他對社會事業發展敏銳的思維和預見性令人敬佩。

1998年7月6日，萬國權副主席一行從北京乘機抵達寧波市，開始在浙江對安老養老問題進行調研。我受省政協的委托和接待組同志趕赴寧波櫟社機場迎接。萬老受到了時任中共寧波市委副書記李從軍和副市長盛昌黎等人熱情歡迎。次日，寧波市召開由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匯報老齡工作情況。萬老在會上開門見山說，“我此次來寧波調研的關注點就是安老養老問題。寧波已提前10年進入老齡城市，預計2045年全國16億人口中將有4億是老年人，一方面我們希望老年人健康長壽，一方面也確實給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現在老齡工作不是為所有人重視，國家立法也跟不上，老齡工作涉及到許多部門，我們要考慮中國實際情況，不能抄襲外國模式，中央制定政策是根據地方實際，希望大家提供好的經驗。”萬老指出，現在關于老齡工作重要性的宣傳不夠，未達到全社會共識。對老齡群體的到來，政策性研究也不夠。他希望寧波市作出些前瞻性、區域性研究，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系和照料體系，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提出意見建議。在寧波期間，他專程去寧波市和奉化市老年福利中心和敬老院，看了設施條件和服務情況。

7月10日，萬老離開寧波抵達杭州，省老齡委邀集省有關部門召開座談會。會上，省計經委、財政廳、民政廳等負責人集中反映了各方面對老齡工作重視不夠的情況，例如要地方政府拿錢用于老齡事業，說這也困難那也困難，但是建賓館和其他項目的錢都是有的；用于安老養老的建設用地沒有預留，對老齡事業的收費該減免的未減免，缺乏有力監督。萬老聽取了大家的意見后，表示回去要給中央寫一份報告。他在會上再次強調，目前各方面對老齡工作宣傳不夠，缺乏緊迫感，沒有意識到不抓老齡工作今后是要后悔的。現在實行計劃生育，出生人口減少了，人的壽命延長了，今后一對年輕夫妻有可能要承擔6-8個老年人的撫養工作（雙方父母這一代加上再上一代），這個問題不好好解決，今后將成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要探索中國式養老模式，多層次多渠道解決養老問題，居家養老或集中養老，分散的集中的都可以，要著手制定長遠規劃。中央現在還沒有建立統一的協調機構，到底是什么樣的機構要研究。萬國權在杭期間專程去江干區老年福利中心進行實地考察。

主持座談會的浙江省老齡委主任崔健對萬老代表全國政協到浙江調研表示歡迎，他說，省老齡委建立10多年來像您這樣級別的領導來過問此事還是第一位。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標志著老齡工作走向法制的軌道，要大力宣傳貫徹這個法，執行這個法。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雖然建立了老年組織，但是五花八門。老齡工作重要性的宣傳要依靠組織，可是哪個是主管部門還未定下來，首先要把組織定下來。

萬老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對黨肝膽相照的精神，說了大實話，提出了批評和建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年他率領全國政協考察團除浙江外，還到北京、廣東、江西等地深入調研，提出的意見建議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老齡化問題也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永遠銘記難忘的一天

那是1981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同志來到天津視察工作。萬國權當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市政協常委、民建天津市委主委和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他應邀參加了鄧穎超主席主持的會見全國政協在津委員和天津市政協常委的活動，聆聽了鄧穎超主席的重要講話，深受鼓舞和教育。

萬國權還在天津參與陪同鄧穎超主席看望周叔弢遺孀左大姐。〔注：周叔弢（1891-1984），著名的實業家，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天津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天津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那天，去看望左大姐的人同乘一輛面包車前往，在路上，天津市政協主席陳冰將萬國權的情況介紹給鄧穎超大姐，鄧熱情地招呼萬國權坐在她的附近位置上。鄧穎超和周恩來曾在天津南開大學讀過書，組織覺悟社，領導天津學生運動，萬國權在天津南開中學讀過書，他們一見面就親切地談起往事。鄧穎超風趣地對萬說，“萬國權，你的權力不小啊！萬國權的大權啊！”引得全車的人都笑了。萬國權也跟著笑了，隨之緊張心里也消除了。事后他說，“德高望重的鄧大姐把我當成了同志、朋友，我怎能不激動！”

最令人感動的是7月1日中國共產黨生日，鄧穎超單獨會見萬國權和他的夫人的這一次。萬國權回憶說，6月30日，天津市委接待處同志打電話給我，請我和夫人明天上午9時到天津市第一招待所。第二天，我們倆準時到達。9時，鄧穎超大姐足穿布鞋穩健地向我們走來，我和夫人劉宗華非常高興和激動，趕緊走上前去。鄧穎超熱情地握著我倆的手說，“今天是黨的生日，我請你們來更有意義。我們算是世交了。我聽彭真同志說，你父親給黨做了不少工作，呂正操同志原來就在你父親的部隊里。共產黨歷來對各界愛國人士，對為中國人民的事業做過貢獻和出過力的，是不會忘記的。今天特別請你來談談，拿你當最親近的人接待。”萬國權聽到這里，心情激動無法言表。我們為黨做了一些應該做的工作，黨就給我們這么高的評價，而且把我們當作最親近的人，作為一位黨外人士，難道還有比得到黨的信任更幸福的嗎？

萬國權考慮到鄧穎超主席在津日程安排很緊，怕老人家太勞累，就扶著她坐下。就座以后，鄧穎超和萬國權親切地拉起了家常，詢問他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鄧穎超說，“你的工作做得不錯。”萬說，“我沒有做多少工作，這都是黨的教育結果。”鄧穎超又問，“你有幾個孩子，都在哪里工作？”萬答，“我有6個孩子，一個在國外，五個在國內工作。在國內的五個孩子中有四個是中共黨員。有的教書，有的搞技術工作，他們都結婚了。”鄧滿意地笑著說，“你的家庭很不錯。”接著又問，“現在你住在什么地方，有幾間房？”在談話結束時，鄧穎超提議合影。萬和夫人高興地站在鄧大姐左右，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鏡頭。這張照片萬國權一直珍藏著。后來，鄧穎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萬國權當時住房比較困難，就要求天津市委有關部門幫助解決。1984年下半年萬國權調到民建中央工作，但是鄧穎超并不知道調動之事，她仍記掛著此事。直至全國政協同志告訴她，萬已調民建中央工作，房子已經安排了，她才放心。但鄧大姐博大的胸懷，親切細致的關愛，萬國權一直感激不已，銘記在心。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萬國權認真踐行民建倡導的愛黨、愛國、愛會、愛學“四愛”精神，為全會作出了好的榜樣。

愛黨。他熱愛中國共產黨，在經歷新舊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比中，深深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70年來在各個歷史階段，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始終聽黨話、跟黨走，與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保持一致。幾十年來，他與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中國共產黨也把他視作可以信賴的忠實朋友。

愛國。他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懂得“國是最大家，有國才有家”的道理。能自覺地做到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需要。建國初期，他把市場上暢銷的高利潤產品，轉讓給國家包銷。在全市率先實行公私合營，發揮帶頭模范作用。抗美援朝時積極認購公債，親自上臺參加京劇義演募捐，這是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

愛會。萬老是建國之初早期加入民建會的會員。入會后，他工作崗位經常變動，能自覺做到服從革命事業需要，聽從組織安排。他認識到做好民建工作的重要性，懷著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協助中國共產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凝心聚力和建言資政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愛學。萬老牢記周恩來總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一貫教導，發揚民建自我教育優良傳統，把“生命不止、學習不輟”作為座右銘。他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謙虛謹慎、工作踏實，待人寬厚、團結同志，清正廉潔、嚴于律己。他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以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工作。他多次來到浙江調研考察，受省政協委托，我曾陪同他在金華、臺州等地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每次他在會上發表講話后，總是謙虛地問我，“我這樣講對不對？有什么錯？”體現了一位領導干部的民主作風。

2019年3月26日，在京舉行紀念萬國權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在座談會上講話中指出，“萬國權同志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杰出領導人，中國近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他始終把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祖國的經濟建設和多黨合作事業，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了重要貢獻。”對萬國權愛國奮斗的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