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我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副主席，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至五屆常委，全國工商聯原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創始人。榮毅仁把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歷經磨難、不改初心，為國家強盛、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貢獻。

出身不凡 歷練有成的“創二代”

榮毅仁1916年5月出生于江蘇無錫一個著名的工商業家族，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創二代”。他的伯父榮宗敬、父親榮德生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著名實業家。19世紀末，兄弟倆從江蘇無錫榮巷出走，錢莊學業，石磨起家，靠著聰慧的頭腦、扎實的經營，在舊中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殘酷擠壓的“夾縫”中，兄弟同心、興辦實業，艱難闖出了一條路。他們以面粉、棉紗工業作為自己的投資目標，以少分紅利、厚積資金，“肉爛在鍋里”的辦法擴大規模再生產，到1921年，榮氏兄弟經營開設的面粉廠就有12個，分布在上海、無錫、漢口、濟南等地，日產面粉能力達76000袋，占當時全國民族資本面粉廠生產量的31.4%。榮毅仁出生的那年，他們在上海創辦的一家擁有30萬資本金的申新紡織公司，正式投產、連年盈利。全盛時期，榮氏家族曾擁有12個面粉廠和9個紡織廠，以及其他一些附屬企業，是近代中國有名的“面粉大王”和“紡織大王”，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

榮毅仁出身于這樣的家庭，卻沒有被培養成四體不勤的“大少爺”。他的父親榮德生對子女的教導非常嚴厲，榮毅仁曾回憶，在暑寒假期間，父親不許他們閑逛玩樂，而是安排他們去工廠實習、干活。他說：“我下廠勞動，什么都干，還鉆到機器下面去修理。父親還經常來查我的崗，怕我曠工。”

榮毅仁的青少年時代正值亂世，但他得益于家庭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的啟蒙教育。1937年在上海圣約翰大學歷史系畢業后，進入家族企業，他勤奮工作，協助父親經營面粉、紡織和金融等事業。但這一時期，帝國列強入侵中國，國家遭難社會動蕩，尤其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寇占領上海，日貨充斥中國市場，扼殺民族工業。許多工廠要么毀于戰火，要么設備被強拆，原料被搶走。有的名為“租借”，實為被日寇強占。榮家的企業大多集中在上海、無錫一帶，損失慘重。眼看一手創辦的企業在戰火中毀于一旦，三分之二的資產付諸東流，榮宗敬痛心疾首、悲憤憂思，導致突發腦出血留下病根，不到兩年就病逝了。

榮德生帶領家族奮發圖強，可是在當時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里要復興談何容易。不幸接踵而至，榮德生還遭受了一個“生死劫”。1946年4月的一天，榮德生乘車去上海江西中路總公司處理公務，車子剛駛到弄口轉角處，忽然被人攔下。攔路者掏出一張“逮捕證”往榮德生面前一晃，落款處寫著“第三方面軍司令部”字樣。隨后榮德生被粗暴推進了停在路邊的另一輛轎車。匪徒先是把他禁錮在一艘小船里，第二天又改送到一幢石庫門房子，關在無窗無燈的斗室，只給一點水和飯。匪徒向榮家索要巨額贖金。消息傳出后，輿論一片嘩然。國民黨軍警迫于壓力進行偵緝，還對外宣稱“破案”，前前后后向榮氏要去10多萬“破案酬金”。實際上，榮家幾經周折又花了50萬美金才把榮德生贖回來。72歲高齡的榮德生在“匪窟”被關34天，精神和身體遭受了莫大的折磨。

新中國成立前夕，榮氏家族的一些人考慮遷居海外，但榮德生決心留在大陸，什么地方也不去。榮德生和榮毅仁留了下來，但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因缺少資金和原料，到了無法開工的地步，他們苦苦支撐，等待著新中國的成立。

積極進取 矢志報國的“少壯派”

新中國成立后，榮毅仁開始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接觸了方方面面的進步人士，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為共產黨的真誠朋友。在企業內部他擔任了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帶領企業恢復生產、改革重組，接受政府加工代紡任務、把企業運轉納入國家計劃經濟軌道，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企業財務也有了明顯好轉。

1952年7月，父親榮德生去世后，榮毅仁成了榮氏企業的實際掌舵人，他堅決擁護并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在國家發行勝利折實公債時，他代表申新紡織系統主動認購60萬份，帶動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認購熱潮；他積極支持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和大量衣物。1954年5月，他響應黨和政府號召，代表申新紡織公司等榮氏企業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公私合營，在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起了帶頭模范作用。他積極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團結、引導廣大工商業者聽共產黨話、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工商界的一面旗幟，為新中國的經濟振興作出了重要貢獻，被稱為“紅色資本家”。1957年，他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同時任上海市工商聯合會副主任委員；1959年，中央調任他為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積極貢獻力量。

這一時期，榮毅仁與中共多位領導人結下了深厚情誼。1950年春，毛澤東邀請首次列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代表吃飯，榮毅仁也在其中，還被安排在周恩來的那一桌，周總理看到34歲的榮毅仁，詼諧地說，“喔，少壯派！”從此，這個雅號就流傳開了。宴席上，毛主席鼓勵大家要“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榮毅仁把這些話深深地鐫刻在心中，并積極付諸行動，在經濟建設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表現突出。

1957年1月，陳毅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在上海開展工作，在一次會議上，他還透露了一個“特殊任務”，那就是為榮毅仁助選。他說，“毛主席說，榮家是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首戶，榮家現在把全部企業拿出來和國家合營，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而且憑著他的特殊身份，在國內外能起到我陳毅起不到的作用。”陳毅市長的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陳毅問大家：“你們說該不該把榮毅仁選上副市長呢？”會場立即響起了掌聲和笑聲。榮毅仁也果然不負眾望，在這個崗位上發揮了他獨特的積極作用。

周恩來總理非常關心榮毅仁。1959年榮毅仁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后，要到北京工作，周總理怕他不習慣北方的生活，特地對他說，“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榮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會習慣的”。周總理還關心榮毅仁夫人楊鑒清的進步，鼓勵她出來工作，中央統戰部把她安排在全國工商聯家屬工作委員會任副主任。

殫精竭慮 創建中信公司交出滿意答卷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要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1979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榮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實業界代表人士，跟他們座談交流，向他們闡述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針，表示“工商界的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鄧小平認真聽取了五老提出的建議后，對榮毅仁表達了這樣的希望：要他擺脫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從事經濟建設。由榮毅仁出面組建一家跨國公司，并由榮毅仁全權負責，從事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進出口貿易業務，廣泛與國際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希望創出一條新路來。強調“國際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鄧小平的這番談話，激活了榮毅仁多年未酬的壯志，他激動不已，精神百倍地迅速行動起來。也是在這次談話半年之后，1979年7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成立了，由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創業是艱難的，更何況國際信托投資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榮毅仁沒有辜負歷史的重托，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下，這位20世紀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業的“榮老板”，獨樹一幟，大刀闊斧地開辟出一條創業新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達4千多人次，國內前來洽談業務的也有3千多人次。他積極引進外資、技術、設備，強調公司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驗管理”，他勇于創新，敢于“吃第一只螃蟹”，在國內外發行債券，開展國際經濟咨詢、國際租賃、房地產商品化、自辦銀行和收購香港銀行、合資購買外國衛星并爭取到我國發射等等，帶領中信走出了一條敢為人先、特色鮮明的成功之路。中信是以50萬元開辦費起家的，但到1993年初榮毅仁離開中信時，公司的注冊資金已增至30億元，擁有資產500多億元，并在日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設立了分支機構，與國內29個省市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合作，大小項目達400多個。

作為中信的創始人，榮毅仁帶領中信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一路披荊斬棘、高歌奮進，見證了中信不斷壯大的發展奇跡，他感慨地說，“以前我們榮家幾十年，搞了二十多個廠，現在（十多年）中信公司的固定資產差不多有五百多個億，大大小小四百多個企業，將來還要發展”。言外之意，中信的成功不僅是一家企業的成功，它顯示了我國改革開放偉大決策是正確的。

襟懷坦蕩 平易近人的國家領導人

榮毅仁是個傳奇人物，進入大眾視野后，他的社會角色就一直在資本家與政治家之間切換。早年的榮毅仁是出身不凡的紅色資本家，隨后獲得巨大的政治認可，成為上海市副市長；改革開放后他又回歸“老板”本色，他領導的中信為我國樹立了一個上佳的對外開放窗口；到晚年更是被委以重任，出任國家副主席，承擔國家事務的管理。

榮毅仁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93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他還擔任過全國工商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等職。

在擔任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領導職務期間，榮毅仁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參與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和制定。他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考察工業、農業、國有企業和民營、合資、合作企業，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在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他出席各種重要國務活動，會見外國領導人和重要外交使節，出訪美國、英國、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緬甸等國家，與不少國家的領導人和實業界知名人士結下了深厚友誼。他堅決擁護和認真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在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期間，積極為基本法的起草提出意見和建議。他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振興中華、祖國統一作出了杰出貢獻。

凡接觸過榮毅仁的人都會感受到，他堂堂正正、嚴以律己，原則性很強，人品好，作風正派。他熱愛學習，勤于思考，毛澤東主席夸他“會用腦子”。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特殊的影響力，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說過，我只到過一個中國人家里做客，這就是榮家，我和榮毅仁是要好的老朋友，幾乎每次到中國，我總要和幾個朋友一起去榮家。不只是基辛格，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每次到北京也必定到榮家。他們同榮毅仁的私交都非同一般，在他們眼里，榮毅仁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旗手，也是一位既了解東方又了解西方的朋友。難怪葉劍英說，“榮毅仁這個優勢，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

1986年,鄧小平了解到榮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親屬中，有不少人從事核能、電子、紡織、醫學、文教等事業，作為愛國民族資本家的后代，他們像自己的祖輩一樣，有強烈的愛國心、事業心，有竭盡全力為祖國多做貢獻的心愿，于是就要榮毅仁把他們召集回祖國團聚一次，共謀發展之計。

這一年6月18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榮氏回國團聚的200多位海外親屬中的部分代表，與他們親切交談，鄧小平說：“歷史上的楊家將為民族作出了很大貢獻。你們榮家，從整個歷史角度看，對發展民族工業做了貢獻，是有功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