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施復亮先生誕辰100周年。施先生是我國早期的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他1921年就參加了共產黨，擔任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任書記，在大學教過書，寫過數十篇經濟論述，翻譯過不少日文進步書刊，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領導人之一，也是我的啟蒙導師。

我認識施先生，是1943年我大學畢業之后，踏上社會的第一站，由于求知欲，年紀又輕，想在經濟研究方面有一得之見來報國，于是毛遂自薦，寫信給施先生，要求到他領導的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處工作，后經川大保送到省行，因而得和施先生共事達三年之久。其時正是對日抗戰的末期，國民黨政府不僅在政治上、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表現貪污無能，而且特務橫行，嘴里喊實施憲政，實際上毫無民主氣氛，他們把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看作比爭取抗戰勝利還重要。我當時對蔣介石集團雖然極端不滿，但也只是失望，痛恨而已，思想上還不能很正確地看到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在施先生的教導和耳儒目染中，思想才有所提高。

省行經濟研究處的工作，主要是出版一本《四川經濟季刊》。全處20余人，大部分是進步分子，有的是中共地下黨員，實際上是做了掩護地下黨的工作。我在該處任圖書資料科副科長，負責“季刊大事記”，兼做施先生的聯絡秘書，為他整理資料，搜集情況，傳遞信息等事宜。施先生是搞政治的，他利用“季刊”做了許許多多民主活動的工作，我曾跟隨他跑重慶沙坪壩高教區和金融界，他借組稿、送書等機會和許多著名教授、學者、專家、經濟界代表人士接觸，和他們談論時勢、交換政治見解；宣傳民建的政治主張等。有時候彼此談得很投機，有時爭論得面紅耳赤，經過爭辯，加深了相互認識，不少成為戰友，民建早期入會的一些教授、學者，知識界、金融界人士，大多和施先生交換過政治觀點，然后由他介紹入會，以后他們都成為民建會的中堅分子。施先生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在《浙江新潮》發表“非孝”篇，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弄得校長撤職，他被開除。這場大波激起了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把中國革命推進了一大步。施先生1920年就參加了革命，曾任共產黨日本小組負責人，1922年被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但由于和黨內部分人意見不一，而離開了黨，成為他終身憾事。有人背后非議他，有些人對他有看法。有一次我和施先生一道送《季刊》給冀朝鼎先生（孔祥熙的秘書長），冀先生一坐下來，看到是施先生，就下了逐客令，說：“請立刻把書帶回去，以后再也不要來了”。我心中既尷尬又納悶，平時冀先生對我很熱情，這次不知怎么搞的，是不是與施先生一道去的緣故？而施先生卻一聲不響地就離開了，我心里悶悶不樂，幾次向施先生提起此事，他仍一言不發（解放后，我才知道冀先生是中國地下黨員）。

施先生對工作任勞任怨，對革命事業滿腔熱情。他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仍始終追隨共產黨，不因生活困苦，而屈膝于國民黨，來求得一官半職。他常對省經研處同仁表示：“我愿為革命忍受任何攻擊，中傷和謾罵也在所不惜”。我們和他相處的日子里，覺得他是一位治學嚴謹、道德品質高尚、但秉性耿直的長者。在他認為是原則性問題的，他是決不讓步的。記得我和他在民盟一道開會，有一次在討論盟的政綱時，施先生同民盟領導人爭論得不可開交，以至拂袖而去。在民建，他和章乃器同志也常有爭論，但他是對事而不對人的，以后，他和這些同志仍一往如故，友好相處。我們既崇敬他又怕他，背后稱他“施老夫子”，他知道后對我們說：“我愿意永遠做一個‘書呆子’，希望從學術上有所貢獻于社會。”1947年，施先生到上海，先住在北火車站他夫人鐘復光同志工作單位的一間小屋里，他本人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困難，但仍為民建發展組織開展工作，以清茶淡飯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向他們宣傳中共的各項方針政策和國民黨統治的末日即將到來，鼓勵他們為新中國的誕生樹立信心。后來，鐘復光被解職了，連小屋也沒有了，他就在報上刊登了租房啟事。有一位叫周庚的主動與他聯系，把他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住，不但不收房租，而且還經濟接濟他，使他能免除后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反蔣反美的革命斗爭中。當時，蔣介石正在籌劃重新組織舊政協，企圖拉攏民主黨派，民盟的某一主要領導人中了敵人的圈套，有意接受國民黨的特殊待遇，已住進廣慈醫院的高級病房，眼看民盟將分裂，施先生就去找張瀾（民盟主席），張瀾聽了施先生的情況介紹后，以主席身份宣布：民盟堅決不跟蔣介石走。張瀾又委托施先生把此決定轉告這位領導人，這位領導人才正式表示不接受國民黨的優待，粉碎了國民黨分裂民盟的陰謀。

1949年，施先生參加第一批南下部隊，來到剛解放的大上海，民建會立即組織報告會，請他在原八仙橋青年會作演講，參加者大都為民建工商、金融界的成員，禮堂里座無虛席，施先生身穿草綠色軍裝，精神煥發、熱情洋溢地介紹了解放區的情況和共產黨對工商界的政策，使全場聽眾受到極大的鼓舞，穩定了人心，更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了解。施先生出身于農民家庭，家境困苦，過著勤儉樸素的生活。在重慶期間，每逢過年過節，有許多處內單身同事，仍住在宿舍中，施先生總要從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些錢買水果、花生、糖果招待大家，文娛中，自己演唱程硯秋的京戲片段，他的小兒光南既唱又舞，并祝大家新年或節日快樂幸福。解放后，施先生擔任勞動部第一副部長，他感到這是黨對他的最大信任，他常說：自己為人民做得事太少了，而黨給他的卻是太多，于是更加努力工作。條件好了，他仍然保持著原來廉潔、樸素的作風，節衣縮食，把節省下來的錢全部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和人民，如在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災害、河北遭受大水災、邢臺發生大地震……都有他的捐款，每次少則幾千元，多至上萬元。尤其是當毛主席宣布抗美援越時，施先生又將歷年積蓄的2萬元親自送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轉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施先生的這種愛國舉動是十分感人的。施先生對子女的教育是很嚴格的，要求他們也要艱苦樸素，自謀生活，大兒子洪雨很早就送到四川當工人，女兒月明在浙江金華當教師。他為個人私事花費比較大的錢款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次，那就是為小兒子施光南創造條件，使其盡快成材，化了2000多元買了一架鋼琴，他逢人便說這是我平生“大奢侈”的事情。可以說，施光南的成材也有施先生的大功勞。

由于施先生長期積勞成疾，最后癱瘓，在家養病數年。但他沒有一天不在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民建，總想再為黨工作。我們到北京去，總要去探望他，他要我們談談上海的情況，關心在上海的老同志、老戰友。1970年，值文革中期，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正在嘉定縣紀王鄉勞動時，從廣播中傳來施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們都為之悲痛，眼淚潸然而下，頗為先生一生坎坷的道路而哀嘆。今天在緬懷施先生誕生100周年之際，偉大的祖國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鄧小平偉大理論旗幟，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施先生為之奮斗的崇高理想正在實現。我謹以此文來抒發對施先生的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