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陳銘珊，浙江蕭山人，1916年生。17歲時只身到上海進南洋藥房當學徒，后任襄理、副經理。在此期間，父親先在中華職業學校學習，后進入“英國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分院”的夜校部化工專業半工半讀。七七事變以后，父親在上海接到我叔叔的來信，知悉家鄉浙江蕭山被日軍飛機轟炸，房屋被毀。奶奶、兩個叔叔和兩個姑姑靠躲在方桌下保住了性命，卻已無家可歸。父親心中焦急萬分，連忙將他們接到上海安頓住下。奶奶講日軍出動了十幾架飛機進行了地毯式的連續轟炸，在她從瓦礫堆中爬出來時，兩手的指甲都扒掉了大半，鮮血淋淋，慘不忍睹。日軍的暴行使父親從心里深處產生了抗日救國的激情，國仇家恨使他積極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還在街頭發表過演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在外灘附近的外白渡鋼架橋設崗，凡要過橋者，必須向日本崗哨脫帽鞠躬。父親到“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分院”的夜校部上課，必須途經外白渡鋼架橋。但父親不堪忍受這一羞辱，為保持民族氣節，他毅然決定中斷學習，為此只是在該校肄業。這時候因家境困難，父親將他大妹陳謹亞介紹到上海第三紅十字醫院去當護士。1938年初，父親突然接到醫院通知，說他大妹不知去向。奶奶異常著急，父親也是心急如焚。幾天后，他接到謹亞姑媽從溫州來的信，說她與一批同事要去抗日，她決定去蘇北。抗戰期間，謹亞姑媽曾托人來滬找到父親，要求采購一些新四軍救治傷員急需的消炎、止痛、殺菌藥品，以及一些醫藥器材，父親都積極地給予了幫助。這樣，父親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地下工作者的外圍掩護人員。1939年，父親任萬國藥房副經理。由于他的誠信、勤勉和卓越的管理水平，在1942年受信誼藥廠總經理鮑國昌先生邀請，年僅26歲的他就任當時全國最大的信誼藥廠副經理，成為當時上海灘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了。1948年的冬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節節勝利，震動了上海的工商界，有的局促不安，有的紛紛離滬，父親和信誼藥廠也舉棋不定。當時，總經理鮑國昌已前往香港，父親代理負責全廠工作。父親晚年回憶說，當時他看到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弄得經濟全面崩潰，民不聊生，廠里生產幾乎停頓，常常與同業好友——人和藥廠的經理黃素封交談，傾吐自己的苦悶。有次黃問他：“你看局勢如何？”父親說：“很緊張，不知怎么辦好。”黃說：“介紹個朋友給你談談，好嗎？”黃素封是知識分子，喜歡談政治，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不滿，所以父親估計他介紹的人，很可能是個共產黨員，或者是與共產黨有關系的進步人士，于是一口應允，并約定星期日在人和藥廠見面。

這時父親難免心中忐忑不安。那天是廠休，除了看門人外，沒有其他職工。下午四時左右，父親前往人和藥廠，在樓上經理室等了片刻，黃素封便陪著一位上了點年紀的人進來。父親見那人個子不高，但老練豁達，兩眼炯炯有神。黃介紹說，這是吳先生。寒暄后，吳先生沒有多說話，講今天還有事，改日再談，就走了。父親回憶說，大概過了一個星期，我主動約黃素封和吳先生到家里吃晚飯。這位吳先生談話很謹慎，只是問問我們廠里的情況。后來父親和他又見過幾次面。那時父親不僅向解放軍提供藥品，而且我們家淮海中路上海新村19號也已成為“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庇護所”。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標準里弄房子是北向入口，南向樓層有陽臺，地面層有花園和通里弄的花園前門。母親說：“經常有陌生人來取物品，前門進來像個癟三（上海俚語——乞丐），進屋穿上你們爸爸的西裝從后門出去。”我也記得小時候，常有身穿長衫的高個兒帶我一人去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然后他和別人說話，我在遠處一個人玩，好一陣子才帶我回家。記得有一天早晨七時半左右，吳先生突然打電話到我們家，全家人剛起床。吳先生要父親親自開車送他一下，父親二話沒說就出門了。他開車到吳先生指定的常熟路、淮海路后面一條很僻靜的小路上。吳先生上車后，父親就照他指點的方向開去，停在南京東路、江西路附近，吳先生即下車走了。父親記得，這樣的護送前后有三次左右，父親說，他并不問吳先生去哪里，但他知道吳先生一定是做秘密工作的。此后，吳先生常常來我們家，父親也時常和他在里屋交談。有一次，廠里工人鬧工潮很厲害，父親請教吳先生，想把權力交給工會。當時父親不知道廠里的這個工會是受國民黨與反動幫會控制的黃色工會，吳先生斷然反對這樣做，要父親把廠保護好，重要的設備隱藏起來，有什么情況就通過黃素封轉告他。父親都一一照辦了。記得父親曾轉述吳先生的話：“像信誼藥廠這樣的企業是沒有問題的，將來生意還可以做，還可能做得大些，陳先生個人更沒有問題。”父親將信將疑，但是看到當時混亂境況，覺得無論怎樣總不會再壞了，想想吳先生的話也有道理。上海解放前夕，父親與吳先生的接觸多起來，吳先生也特別忙碌，常要父親調頭寸，他都按時送到吳指定的地點，隔幾天由吳的夫人來我家送還。吳先生還要父親出過一封任命他為信誼藥廠董事會秘書的任命書，并要求將他的戶口報在我們家里。還有一次，吳先生突然到我們家來，換了一套衣服就走了。看到吳先生為革命奔波，父親心里既興奮又緊張，但表面上仍然很鎮靜。父親當時什么也沒告訴我們子女，只是關照我們不要參加學校的任何政治活動，唯恐出了事情牽連吳先生。面對何去何從的抉擇，在這一關系到整個家族命運的緊要關頭，父親不是沒有猶豫過。但是中國共產黨統戰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貫秉持的實業報國的理想，促使他作出了畢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與全國人民一起迎接新的人生歷程。而父親陳銘珊能作出這樣至關重要的決定，與國家社會動蕩的大環境，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與他本人的品質分不開的。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夜，父親在家里的電話機旁等候黃素封和吳先生的消息。隨著解放軍進入市區，占領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傳來，他心上的石頭落下了，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新中國成立后，吳先生很忙，他邀請父親到他家去詳談，這時父親才知道他叫吳克堅，后來擔任過華東局統戰部部長。通過新中國成立前父親和吳克堅同志的接觸，在父親的印象中，共產黨并不可怕，對民族工商業者是講團結的，根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就共產黨員的道德修養而言，也是令人尊敬的。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給了父親很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歷任政府、民主黨派和社會各重要職務。每次父親從北京開會回來總說，已調到北京工作的吳克堅同志一定會派車到上海人大代表團員住處接我父親去他家里做客，暢談國家的大好新形勢。這令父親唏噓不已，常常對我們感慨說：“我只不過做了點滴小事，黨卻一直記得我！”1952年，父親舉家搬遷至岳陽路。那時父親經常在家里接待外賓。由于父親的英語很好，與外賓交談不用翻譯，我們子女在樓上常聽到下頭傳來的陣陣鼓掌聲。母親事后就會笑著對我們說：“你們的爸爸又在替共產黨‘吹’（上海俚語——宣傳）了！”由于父親陳銘珊在上海的高知名度，以及被當時的市委書記陳丕顯稱為“紅色資本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異常激烈的沖擊，然而不論在抄家、批斗、監督勞動時，或休息在家，父親從未流露過對黨和政府的埋怨和不滿，他同時還教導我們子女不要有對立情緒，要深信黨的統戰政策一定會落實，充分表現了中國民主黨派代表人物的赤膽胸懷。先父陳銘珊一生是光明磊落、勤懇敬業、光輝奉獻的一生，他的一生也為抗日戰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共事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民族為社會付出了畢生的努力。在家庭事務中，他身教重于言教，和先母一起常要求我們誠實做人，努力學習，勤懇工作。在他倆的精心教育培養下，我們家產生了解放軍正師級高干、中科院研究員、寶鋼“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專家、市政協委員和教授級高工等21個高級人才。不論在國內國外，沒有一個作過有愧于國家和社會的事。今天追憶先輩的光輝業績，是非常有教育意義的。正是這些前輩為革命事業無私地獻出的點點滴滴，才融匯成那洶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才有我們和諧幸福的今天，也激勵我們后輩一代一代地為國家為社會多作有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