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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湯老，最憶是他的淡泊名利，大節凌風。懷念湯老，最念是湯老德高望重的可敬形象。筆者長期在湯老身邊工作，現就感受最深者，略敘數則，以志永緬。

淡泊名利，大節凌風

湯老去世次日，民建溫州市委會主委吳杰揮淚賦挽詩一首，快郵寄呈湯老靈前。詩曰：

湯老音容未易消，諍言長似浙江潮。

一生愛國輕名利，大節凌風不動搖。

律己持躬甘淡泊，誨人無倦戒浮囂。

春華秋實年年度，淚灑峴碑魂夢遙。

“德高望重”，這是人們對湯老的崇高贊譽。吳杰挽詩中“一生愛國輕名利，大節凌風不動搖”兩句，可謂是湯老“德高”和“望重”的最好詮釋。

“德”——愛國大節也。湯老一生愛國，追求進步，獻身革命，矢志不渝，百折不撓。克己奉公，貢獻畢生精力。“大節凌風”是真實的寫照。“望”——名望也。湯老之名望可謂高矣：在民建，他是中央副主席、中央咨議委員會副主任，省委會名譽主委；在工商聯，他是杭州市工商聯和浙江省工商聯的創建人，連續多屆擔任杭州市和浙江省工商聯主任委員；在政府，解放初期他就在省人民政府工礦廳和省經濟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1979年還當選為浙江省副省長；在政協，1950年他就在浙江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中擔任副主席，主席為譚震林。1955年政協浙江省第一屆委員會開始，直至1993年的第七屆委員會，他都當選為副主席。他還是全國政協二至五屆委員和六至七屆常務委員。

這些榮譽盛名，不是湯老刻意追逐的結果。相反，他對名利看得很淡，而對實干看得很重。幾年前，溫州吳老曾對筆者談起《挽詩》中“律己持躬甘淡泊，誨人無倦戒浮囂”兩句的背景。說是有一年，吳老曾對省和溫州市的工作和政治安排有些意見，湯老以自己對名利的看法，“現身說法”。湯老說：名與實，我更主張實。重實輕名，實實在在地干，實實在在地作出成績來，名也有了。這就叫做實至而名歸。如果不實實在在地干，重名輕實，即使獲得一些虛名，也是不牢固的。湯老的教誨，感人至深，永生難忘。而湯老自己，不僅這么說，也是實實在在的身體力行者。

湯老一生緊跟共產黨，一切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以民建、工商聯事業為重，公字當頭，淡泊名利。1987年，黨中央號召民主黨派、工商聯領導班子建設要逐步實現新老交替，湯老堅決擁護并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多次向有關領導表示，在1988年省民建、工商聯換屆時，他本人從領導班子中退下來，讓年輕一點的同志接上去。當時省民建、工商聯的領導成員都認為湯老繼續留任是眾望所歸，再三懇請湯老留下來。湯老感謝大家的深情厚意，但要求退下來的決心絲毫未動。同時，為了地市一級組織的新老交替，湯老還積極主動去做有關同志的工作。例如寧波市民建換屆實現新老交替條件基本具備時，他約請寧波市民建有關領導到紹興，他自己也去紹興，聚在一起推心置腹交談，談話直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深談許時，然后趕回杭州接待北京來的領導。這次往返因操勞過度，湯老當晚突發急性胰腺炎住進醫院。湯老在這次換屆過程中的高風亮節，體現了一心為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懷，令人欽佩。

向往革命，一心跟黨

湯元炳同志早在青年時代，就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追求進步，向往革命。特別是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年僅17歲的湯元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同年10月，他加入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實行“清共”，瘋狂迫害共產黨人。湯元炳憤然脫離國民黨，冒著受迫害及至坐牢殺頭的危險，于同年8月毅然參加共產黨。是時（1927年5月），正是“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大批共產黨員慘遭追殺的白色恐怖時期，湯元炳卻迎著血雨腥風，怒向刀叢求真理，勇為正義獻赤誠，其革命的大無畏精神，令人欽敬。

1928年，湯元炳在黨的安排下，在杭州從事地下革命斗爭，被人告密，遭反動派逮捕，關進杭州“陸軍監獄”（位于杭州小車橋，舊址已改建為望湖賓館）。一關就是6年，直到1933年在其兄湯元吉的奔走營救下，才獲釋出獄。

這場牢獄之災，雖使湯元炳與共產黨失去了聯系，但他始終不忘黨的事業，仍盡力為黨、為革命做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在獄中結識的難友薛暮橋、徐雪寒等人，出獄后在上海創辦進步的“新知書店”，湯元炳對其傾囊相助，幫助他們在日本發行推廣進步圖書。郭沫若在日本東京發表反蔣演說，遭到日、蔣特務圍攻，湯元炳和在日留學的同學一起，奮力護衛，力保郭沫若平安……

此后，湯元炳涉足商海，從事實業救國，但也不忘為革命、為國家繼續貢獻力量。1949年，解放大軍摧枯拉朽，渡長江，跨黃浦，國民黨反動政府潰逃前密令鄧葆光將大批珍貴古籍運往臺灣。湯元炳聞訊后，以僅存的棉紗抵押370兩黃金，資助鄧葆光將古籍運至香港，最后回到人民手中。這一功績，湯老從未對人言，直到1983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發了這一消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獎狀，才公之于世。湯夫人張元和也是在廣播和報紙上公布后才知道的。當文化部邀請他領取獎金時，他懇切表示“我只是盡了一點應盡的責任”，沒有去領受獎金。

1949年6月底，湯元炳應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譚震林之邀，參加解放后第一個紀念黨的生日的“七一座談會”。后來，他回憶這次座談會時，深情地說，軍管會主任譚震林、副主任譚啟龍親自和我們一起共商恢復發展生產、建設新浙江的大計。我們這些長期在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下過來的人，一旦接觸到共產黨這種民主作風和協商精神，確實很覺感奮。

座談會后，湯元炳被任命為已由軍管會接管的公營杭江紗廠經理，不久調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工礦廳經理室主任，兼省公營廠礦聯營處經理，并參加省經濟委員會的工作。他積極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推動和幫助工商業者恢復生產，建設國家；積極參與公平征稅，平抑物價，穩定市場；幫助解決勞資糾紛，合理調整公私關系等。

1949年10月，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出決定，籌組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推舉湯元炳出任籌備會主任委員。1951年11月，杭州市工商聯正式成立，湯元炳當選為主任委員。以后，籌組和成立浙江省工商聯，湯元炳擔任副主委、主委，直到1988年已是80高齡才卸任。?

在接任工商聯籌組工作，擔負工商聯領導職務時，湯元炳已經是擔任人民政府公職的領導干部。按當時的說法，已是吃“公糧”的“公家人”。而做工商聯工作，是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當時稱之為“資本家的代表”，這樣是不是“倒退”了？對此，湯元炳很坦然。他曾表示，做工商界代表人士，是黨的囑托。黨把團結教育工商界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從此，他一心一意，勤勤懇懇，在杭州市和浙江省工商聯領導崗位上，連續干了將近40年。不但參與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全過程，還與原工商業者一起，經受了歷次政治運動的錘煉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老當益壯，帶領原工商業者“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繼續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

湯元炳晚年因病住進了醫院，他當時仍擔任第七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念念不忘政協的工作，切望早日恢復健康再為政協做更多工作。1994年底，他在病情加重自知時日不多時，囑女兒湯為平轉達約見省政協、省委統戰部領導，當面申述入黨的請求。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劉楓和省委統戰部對湯元炳同志的入黨申請非常重視，立即研究后向省委作了報告，省委研究同意，并按規定轉報中央有關部門同意，而后按照黨章規定的程序辦理手續，于1995年1月批準湯元炳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1月15日下午，省委書記李澤民親自到醫院向他宣布黨組織的決定，躺在病床上的湯元炳同志熱淚盈眶，激動得連連說：“謝謝組織，謝謝組織，要行動上入黨。”

聆聽教誨，明確方向

湯元炳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觸較多，聆聽教誨，終生不忘。晚年，他還不時回憶起與黨和國家領導人見面的情景，回味著一個個激動人心的故事。

1955年，湯元炳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工商聯執委會議，榮幸地應邀前往中南海，參加黨中央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座談的主題是如何更適當地進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陳毅等同志到會講話。毛主席作主旨講話，題目是《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毛主席分析當前工商業者對于走社會主義道路，猶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教導大家要把個人前途與國家前途結合起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湯元炳認真聽，翔實記，回杭以后積極傳達和宣傳。除了在民建、工商聯召開大會小會，廣泛傳達學習以外，還在省政協全會上傳達毛主席講話，并熱情洋溢地作《民族工商業者要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長篇報告。他以切身體會，回憶民族工商業者在舊社會遭受“三座大山”壓迫，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坎坷經歷，啟發大家認識：只有聽毛主席話，跟著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自己才有光明的前途。報告深入淺出，極富感染力和說服力，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1957年，周恩來總理來杭州視察工作。3月24日，在沙文漢省長的陪同下，周總理在省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接見省、市領導干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名人士。周總理走到湯元炳面前，緊緊握住他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工商聯要充分發揮聯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團結工商界愛國愛黨，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湯元炳深切知道，周總理的殷殷囑托，是黨和政府對工商界的信任和關懷，也是對取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浙江工商界的祝賀和期望。以后的幾十年里，總理的話一直銘刻在湯元炳的心頭，使他一生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夠建設好中國，我們老工商業者在新中國獲得了新生，認識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懂得了掌握自己的命運，并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這樣的信念，指引他經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愿與人民同甘共苦。

1979年，民建、工商聯恢復活動，本著“盡心竭力為四化”的精神，組織原工商業者會員開辟渠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湯元炳率先倡導兩個“辦”。一是辦學，籌辦錢江業余學校；二是創辦經濟實體，安置待業青年。但這兩件事，都遇到思想阻力。對辦學，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深知國家的發展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養則要靠教育。為了彌補公辦學校的不足，他積極倡導辦學。當時，由他組織工商界人士籌資創辦的錢江中學在全國頗有名氣。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創辦錢江中學而被誣為“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遭到批斗。現在又要辦“錢江”，有的人不免心有余悸。對辦實體，也有人吹冷風，說是“資本家又出來辦廠了”。是年10月，民建中央“三大”召開期間，湯元炳抽空探望住院療養的中央統戰部老部長李維漢，順便請示這兩件事能不能辦。老部長聽了匯報，十分贊賞地說：“這是為革命作貢獻，革命是不要別人批準的。只要對國家、對人民有好處，就應該辦！”擲地有聲的一番話，堅定了湯元炳辦學、辦實體的信心和決心，鼓舞他老而彌篤，繼續為黨為人民做好事，也使民建、工商聯認清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工作方向。于是他奔走滬杭兩地，多方集資，在他的鼓勵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辦起了錢江業余學校，受到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和贊揚。他還積極支持省級民主黨派辦學，對辦學的黨派，他從辦學基金中資助其20000元以作開辦費，這對當時初創階段的民主黨派可謂是雪中送炭，一度被傳為佳話。

回顧一件件往事，湯元炳感慨地說：在人生和工作的轉折關頭，都能聽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諄諄教導，這是我的最大幸福。也說明，我每走一步，取得每一個成績，都是黨教導的結果。

實業救國，“參代監改”

湯元炳是工商界代表人士。但是，解放以來湯老一直在黨領導下，擔任各種社會公職，乃至政府、政協的領導職務，以至在許多人眼里，他是“官”，不是“商”。當時有的人甚至說：現在當資本家這么“臭”，你能“淡出”工商界不好嗎？

其實，湯元炳在工商界的“根基”是很深的。他是江蘇南通人。南通是中國輕紡工業的發祥地，也是我國第一代民族實業家張謇的老家。他從小就在張謇倡導的“實業乃富強之大本”思想熏陶下，對輕紡工業情有獨鐘。1933年，湯元炳走出反動派的牢籠，就東渡日本，在東京政法大學讀書，學的就是經濟。“七七事變”后，回國參加抗戰，從事的是“實業救國”。第一個“著陸點”選在浙江余姚產棉區，實際工作是中國棉業公司余姚分莊主任。但是，日本侵略軍鐵蹄踏破了他的實業夢。烽火連天之中，他攜家帶小，顛沛流離。不但保不住辛苦積攢的資財，還夭折了不滿4歲的幼女。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他在中國紡織企業公司（通稱“小中紡”）擔任襄理，以后又任協理、代總經理。

“小中紡”是官僚資本屬下的企業，1949年國民黨統治崩潰前夕，曾企圖脅迫湯元炳去臺灣。他拒絕遷臺，還勸導工商界人士一同留下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又親手將“小中紡”所屬的杭江紗廠、渝江紗廠（前者在杭州，后者在重慶）分別交由浙江和四川（當時重慶隸屬四川省）的軍管會接管。軍管后的杭江紗廠，湯元炳被任命為經理。

所有這些，足以證明，湯元炳是地地道道的工商業者，而且其根基是很深的。他在解放之初就受命籌組杭州市工商聯，也緣于他有這個根基。由他擔任浙江省、杭州市的工商聯領導人，可謂是又一個實至名歸，也是責無旁貸的。自1949年10月24日杭州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委會成立，湯元炳參加籌備工作開始，他歷任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主委，第一、二屆市工商聯主委，浙江省工商聯籌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第一屆省工商聯副主委、代主委，第二至四屆省工商聯主委；全國工商聯第一、二屆執委，第三、四屆常委，在浙江省工商界享有很高的聲望。?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民建、工商聯在討論工作職責時，提出四個方面——參、代、監、改。即：參與政治協商，代表會員合法利益，民主監督，推動會員自我改造。對參、監、改三項，大家意見一致，唯獨對于“代”，有所爭論。焦點在于“代表會員合法利益”，對民建、工商聯來說，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當時正是“興無滅資”，“破資立社”和“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期，而民建、工商聯卻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是否“不合時宜”？有的甚至顧慮，“代”了會不會被視為“右”（當時盛行將會員和骨干劃分為左、中、右）？湯老則明確表態：“黨把我們稱為工商界代表人士。代表什么？就是應當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如果不代表他們的合法利益，還夠得上工商界代表人士嗎？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并不是要與共產黨對著干，因為我們代表的是合法利益，不是非法利益。引導和帶領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代表工商界最大的、最根本的合法利益。相反，如果聽任或縱容他們抗拒接受改造，反對社會主義，那就是代表了他們的非法利益，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如果說：“參、代、監、改”是民建、工商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的主要工作任務，那么這四個方面，恰恰是湯元炳對民建、工商聯所做貢獻的很好概括。而其中的“代”，更是關鍵的關鍵。

聯誼促統，招商引資

“海外關系”，曾經是一個可怕的字眼。許多人談“外”色變，懼怕因涉“外”而遭厄運。湯元炳不僅有“海外關系”，而且“海外關系”層次高，影響大，人所共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人也曾借此攻訐他。但他卻從不避諱，也不把海外關系作為“包袱”。相反引以為“優勢”，對祖國統一、招商引資和“三胞”聯誼方面，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講話，闡明祖國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10月13日，湯元炳代表民建浙江省委員會，向臺灣實業界人士提出《為促進祖國大統一，實現民族大團結而共同努力的意見》。這個《意見》，向在臺灣的浙籍鄉親和實業界故舊，提出四點企盼：（一）歡迎在臺灣的浙江省籍實業界人士和眷屬，回鄉探親訪友，參觀游覽。（二）熱切希望與臺灣實業界人士和工商團體加強聯系，密切往來。（三）希望臺灣實業界人士，為發展兩省經濟建設，改善和豐富人民生活，交流技術，并歡迎來浙江省投資設廠。（四）希望臺灣、港澳和僑居國外的親朋故舊，發揚愛國傳統，為發展浙江省和臺灣省的貿易，活躍市場，繁榮經濟，做出貢獻。

1982年7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發表《致蔣經國先生信》。湯元炳也于是月發表談話。他認為，廖承志的信感人至深。作為浙江民建、工商聯負責人，十分歡迎蔣經國先生能來家鄉親撫故土。正是“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偉大構想，湯元炳衷心擁護，在與臺灣同胞的交往中，熱情接待，宣傳這一構想。1995年1月，他已重病臥床，還仔細聆聽江澤民總書記《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講話，表示贊同和擁護。當時，香港、澳門已經回歸有期，他熱切地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夠見到香港、澳門和臺灣一起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利用海外關系，招商引資，是湯元炳的又一重要貢獻。根據鄧小平同志“搞建設要利用外資和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的指示，1979年，浙江省省長李豐平找到湯元炳，希望他利用原有的與海外商界、金融界的關系，辦一個投資公司，吸引外資來浙江投資建設。湯元炳愉快地接受這一任務。他牽頭籌組了“浙江省華僑投資公司”（后改名為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并出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當時省政府撥給公司10萬元資金。他一面動員僑眷和歸國僑胞，向海外親屬僑友發信致電，一面在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中物色可來浙江投資的合適人選。經過努力，香港著名工商界人士王寬誠、查濟民、包玉書、包玉新等都來投資。公司籌集資金800余萬元人民幣和200余萬美元，這在當時確是一筆不小的“啟動資金”。他積極創辦融資企業，開拓了我省國際融資業務，與眾多的境外金融機構開展友好往來與合作，為浙江建設積極籌措資金。10多年里，湯元炳為公司發展真可謂嘔心瀝血，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他在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期間的幾年里，同時還擔任浙江省副省長、省民建和省工商聯主要領導，常常工作到深夜，次日凌晨5時又在伏案工作。他年過八旬，深感身體每況愈下，力不從心，多次向省領導提出交班的想法，直到1991年，他將一個已具有影響力和經濟實力的公司移交給了新任領導班子。

從20世紀80年代起，省政協特邀人士中增加了港澳委員。他們除了參加歷屆（次）全會以外，還有一些專題專業性活動。湯元炳作為省政協副主席，主持和參與了這些活動。因為這些港澳委員，多數是他的故舊好友或商界同仁。改革開放初期，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希望一些與香港工商界有關系的原工商業者到香港宣傳國家對外開放政策，動員香港工商界人士回內地來投資。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組織代表團訪問香港，分別由時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和全國工商聯主席的胡子昂擔任團長，湯元炳也應邀參加了這兩個訪問團，并擔任副團長。在港期間，他積極向故舊好友、商界同仁宣傳改革開放政策，真誠地邀請他們回內地回家鄉觀光考察，投資興辦實業。

1984年，第五屆浙江省政協的部分委員提出創辦民辦大學的倡議，得到了省政協主席會議的贊同，當時遇到的大難題是經費籌集。湯元炳一直很關心和支持這項工作，他不但在省民建、工商聯辦學經費中籌集12萬元作為開辦費，還積極聯系海外親友，吁請他們資助辦學。1986年，他的老朋友、香港著名實業家查濟民先生，在聽了湯元炳對創建樹人大學的介紹后，滿懷鄉情，慷慨解囊，一舉捐資人民幣400萬元，作為教學樓等項目的建設費用；1990年教學樓等相繼落成后，查先生又增捐60萬元。當省政協主席提出要以“查濟民”來命名教學樓時，查先生則一再堅持要以“湯元炳”來命名，兩位老朋友的情義之深令人感佩。

1985年，湯元炳的又一位老朋友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全國政協常委王寬誠先生來杭州出席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會，湯元炳將民辦的樹人大學創辦經過和當前存在的資金困難，向王先生作了詳細介紹。王先生當即表示，愿向“樹大”捐資人民幣100萬元，作為教學基金。王寬誠先生去世后，為了解決樹人大學的資金困難問題，湯元炳在病榻上寫信給王寬誠先生的親屬，他的哲嗣王明遠先生即以“香港王寬誠教育基金會”的名義，繼續捐助“樹大”50萬元人民幣。湯元炳及其老朋友們為樹人大學所做的貢獻，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參政議政，鞠躬盡瘁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40多年里，湯元炳一直擔任省政協和民建浙江省委會、浙江省工商聯的領導職務，始終與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發揮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他在晚年回顧參政議政經歷時說：“中國共產黨從建國開始就對工商界代表人物委以重任，共商國是。中國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多黨合作，一起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社會發展問題的協商，是由來已久，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

建國初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了發揮民族工商業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國家實行調整工商業，扶植私營企業，并幫助他們端正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的方針。湯元炳一方面積極協助政府，貫徹這一方針政策，一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就調整工商業的政策措施和私營工商業的改組聯合、聯營及改善經營作風等問題，在協商委員會、政協會議上發言、提案，或寫出專題報告，供黨政領導部門決策參考。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湯元炳積極學習和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推動工商業者“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他還在政協、人大發言、提案，或作專題報告，對黨和國家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政策和一些措施提出意見和建議。例如加工訂貨和經銷代銷的份額、工繳及經營利潤率；合營以后清產核資、定息息率、人事安排及公私共事關系等，湯元炳均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詢工商界意見的基礎上，及時、細致地提出意見和建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的制定，使湯元炳“深感黨和政府對民主黨派、工商聯寄予殷切的期望、身負歷史使命的重大”。為此，年逾古稀的湯元炳身體力行，作出表率，并嚴格要求和督促省民建、省工商聯的同志深入實際，搞好調查研究，重視參政議政工作。1979年6月，他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與民建界、工商聯界委員聯名提案《廣開就業門路，培養就業能力》，提出：全國各地民建、工商聯成員（包括在職和退休的）不少有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和其他專長，均可在職業訓練和生產業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廣開就業門路，培養就業能力，做出應有貢獻。這個提案受到全國政協和國家勞動總局的肯定和支持，向全國推介。此舉也為民建、工商聯在改革開放初期，組織原工商業者協辦經濟實體，安置待業青年，為社會服務找到了方向和目標。

1981年11月，在全國政協五屆四次會議上，湯元炳會同民建界、工商聯界委員63人，提出《請教育領導部門和有關部門積極支持，盡力幫助民建和工商聯辦學，解決存在的問題》。1982年6月，他又就本省民主黨派、工商聯辦學的問題，向李豐平省長及中共浙江省委寫信，反映辦學情況，提出若干意見。引起了省黨政領導的重視和支持。1984年2月，《半月談》雜志刊出“浙江五大成就”，把“浙江省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辦學”作為“五大成就”之一。

1988年3月，湯元炳和陳銘珊、馮梯云（三位均為民建中央副主席）在七屆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提出《關于加強對私營經濟引導監督和管理的幾點意見》。他們在民建中央和民建浙江省委會對溫州私營經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遼寧、河北、貴州、武漢、福州、寧波等地民建調查材料，提出要“從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角度，正確地、全面地認識私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并從“重視理論研究，加強宏觀調控，積極采取相應的措施”等方面，提出發展私營經濟的幾點建議，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1991年，湯元炳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加快建設舟山的提案。次年，又專門派人隨同全國政協考察團赴寧波、舟山考察，甚至在病榻上還找有關同志商談。當他聽到舟山有“漁、港、景”三大優勢時，十分高興，要求專題研究港口優勢，并親自指導撰寫《開發海洋振興舟山》，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他認為：“舟山有理想的深水良港，與浦東、寧波開發區呈犄角之勢，可以為浦東、寧波開發區提供深水口岸，可以溝通南北航運，成為國內海上航運樞紐；并面向外海，輻射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以及港臺等地區。未來舟山港完全可以同香港、新加坡并駕齊驅，步入西太平洋航運中心的行列。”1992年1月31日，全國政協的《人民政協報》對此作了報道，引起中央有關方面的重視。吸引了不少專家來舟山考察，大大提高了舟山的知名度和外界對舟山的認識。在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于1995年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建議組建上海—寧波—舟山組合港，加快建成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李鵬總理很快批轉了這個報告，并于1996年1月來滬浙兩地視察，作出建設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以浙江、江蘇為兩翼的港口群，建成組合式港口的戰略決策。在研究指導“開發海洋，振興舟山”的調研考察工作期間，湯元炳提出要去舟山實地考察了解，舟山市委、市政府領導聞訊后專程來杭邀請，他也欣然接受了邀請，但幾次安排好行程，都由于健康原因而未能成行。

1992年以后，湯老體弱多病，行動不便，但參政議政的熱情不減。他積極鼓勵和支持民建、工商聯的領導人參政議政，甚至在病榻上為他們修改稿子，提出精辟的意見和建議。湯老病重住院治療期間，還密切關注國家大事和浙江經濟建設，掛念著參政議政，關心錢江業余學校的發展。對前來探望的民建、工商聯同志反復叮嚀，一定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發揚民建、工商聯的優勢，做好參政議政的工作，為浙江經濟建設做出貢獻。

參政議政，矢志不渝，鞠躬盡瘁，這是湯老給民建、工商聯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