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出生于民國初年的一個帶有明顯資本主義色彩的官宦家庭，祖上一輩與民初的達官顯貴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等都有交往，父親王槐青曾留學日本，回國后做過北洋政府的代理農商總長，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作為中國政府的特命全權公使出席了巴黎和會。北洋政府覆滅前夕，王槐青辭官隱居。母親董潔如雖為富家小姐，但思想上追求進步，其親屬中有3人在1928年與李大釗等一起被奉系軍閥殺害。晚年的王槐青夫婦一直在掩護子女從事進步革命活動。王光英共有兄妹11人（其中包括同父異母兄弟3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有趣的是，以王光英為界，前面5人皆為兄長，后面5人則都是妹妹。在11人中，除長兄王光德去世較早、四哥王光復追隨國民黨前往臺灣外，其余都與共產黨保持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其中還有4人直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王光英早年就讀于輔仁大學，學的是化學專業，畢業后以技術入股的方式到天津的民族資本家的企業中謀生，祈求通過“借雞生蛋”的方式實現“實業救國”的理想。不久，他獨自創辦屬于自己的企業，命名為“近代化學廠”，因為在英文中，“近代”和“現代”是一個詞。與當時眾多廠家所起的“振華”、“興華”、“強華”等一樣，意在使中國經濟盡快實現現代化，使國家強大起來。未曾想到，此舉使王光英成了王氏眾兄妹中唯一的資本家，并且被日后的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稱為“紅色資本家”。

1957年4月，在為歡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而舉行的宴會上，周恩來示意出席作陪的王光英向蘇聯貴客敬酒。王光英斟了滿滿一杯酒，走到伏羅希洛夫面前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我們資本家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也逐步認清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我們唯一正確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之一。今天我不稱您‘伏老’（當時隨行的記者在寫的新聞報道中一般都稱之為伏老），而稱您為伏羅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長壽。”

當翻譯將這段話譯成俄語后，伏羅希洛夫舉杯一飲而盡，指著王光英對在場的人說：“使勁地為這位同志的話鼓掌啊！”既而又對王光英說道：“你也講給大家聽聽，哦，不行，得由我自己講，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國經過長時期的流血革命，現在創造出了一條不用流血而和平改造資本家的經驗，這是有世界意義的。”伏羅希洛夫又說：“資本家向勞動者過渡，是非常艱苦的。但你們不要怕。再經過一個階段的改造，你們一定會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貢獻。那時，人民一定會忘記你們曾經是資本家了。”說完這段話后，伏羅希洛夫主動與王光英熱烈擁抱。此后，伏羅希洛夫又多次稱中國和平改造資本家是一個世界性的創舉。

見此情景，周恩來在一旁風趣地對伏羅希洛夫說道：“您擁抱的是位紅色資本家。”

周恩來稱王光英為“紅色資本家”，不僅是因為他在從事實業期間，通過商業途徑給共產黨幫過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貫追求進步，對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決定，他都始終無條件積極帶頭執行。

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軍殘酷的經濟統治和掠奪使得王光英的救國理想難以實現，因此，他想去延安，為抗日戰爭直接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等打敗日本后再大干一場。但當他找到時任中共北平秘密組織負責人崔月犁說出這一想法時，卻遭到了委婉的拒絕。崔月犁慎重地對他說道：“我當然愿意介紹你去延安，多一個人革命總比少一人好。不過，以你的具體情況，我想你即使到了延安，共產黨恐怕還是要你做生意。”王光英說：“我去延安是為了抗日、革命。如果還要我做生意，那我為什么要去延安呢？”崔月犁說：“不要把做生意與革命截然分開。在天津干你的本行，與共產黨做生意，不是也能為革命做貢獻嗎？”

這次簡短的談話不僅改變了王光英準備到延安去的想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王光英尊重黨組織的勸告，真的與共產黨做起了生意，通過另外一種方式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

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開展后，王光英開發研制成功了一種高純度的硫化氫染料，這是一種經過提煉可以用做炸藥包引信的化學材料。此前，德國人已經研制成功，并在天津市場銷售過這種商品，受到商家的歡迎，后來因戰爭原因市場上沒有了貨源。面對自己的產品供不應求的喜人形勢，王光英起初還以為只是商人為了追求利潤的結果，后來才知道是商人們通過各種途徑將其源源不斷地運往解放區的緣故。王光英為解放區做出的另一大貢獻是提供急需的醫療用品橡皮膏。所有這些商品都要經過嚴密的偽裝，陸續運往解放區。

新中國成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4月由當時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濁塵先生親自點名，擔任了市工商界聯合會的秘書長（李濁塵是該會主任）。這是一個在黨和政府與資本家之間充當橋梁、起著溝通和聯系作用的重要崗位。王光英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發揮了這一職位的關鍵作用。舉其要者，有這樣幾件事：

首先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王光英不僅積極組織了幾乎所有的天津工商界私人資本家上街游行，公開抗議和譴責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侵略以及對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威脅，而且積極組織資本家認購救國公債，大量捐獻戰爭用品，包括飛機、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這對于一向以和氣生財為信條、并長期在半殖民地條件下慘淡經營的私人資本家來說，是十分不容易的。畢竟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技術高超，管理先進，市場龐大，與中國經濟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工商界中當時普遍存在著濃厚的親美、崇美和恐美情緒。他們的義舉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贊揚，并親筆給天津工商界草擬了電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電報說：“你們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反動性質，你們不受他們的欺騙，不怕他們的恐嚇，堅決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并在11月30日舉行了正義的示威游行，這是值得歡迎的。”這是毛澤東生前以自己的名義給工商界所發的唯一一份電報。

其次，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王光英不僅自己主動將其主持的近代化學廠率先于1953年實行了公私合營，并把該廠在公私合營后按規定分給他的定息全部捐獻給了國家，而且積極動員、組織其他資本家進行參觀學習，使他們逐步認清了只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走，才有光明前途。

再次，在整風反右運動期間，他率先主動發起資本家“向黨交心”的運動，這樣，就使得天津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被錯劃成“右派”分子的比例不僅大大低于上海和北京等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相對集中的大城市，而且也明顯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此外，王光英還多次主動、誠懇地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更好地為黨工作。第一次是在劉少奇與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結婚后，首次以新姑爺身份上門看望岳父母時，作為內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劉少奇提出希望黨組織能批準他入黨的要求，被劉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黨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1983年，當時他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出了入黨的要求。胡耀邦這次不僅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而且明確講到，王光英不僅生前不能參加共產黨，而且就是在死后也不能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因為他在黨外所發揮的作用更大。

當然，因與劉少奇的特殊關系而被人們戲稱為“國舅爺”的王光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吃了不少苦頭。但是，他卻從未對黨產生過不滿情緒，而是始終在思想和行動上保持同黨的高度一致。這緣于他在建國初就確立的只有共產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使中國實現富強的堅定信念。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重要決定或許會使王光英產生某種程度的遺憾，但從長遠來看，卻是有利于國家的。改革開放后，美國前總統、力主中美友好的尼克松應邀到王光英任董事長的光大公司做客，不無感慨地說道：我看，中國共產黨很聰明，派了一位“紅色資本家”而不是派了一位共產黨員來當光大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這樣，我就能到光大來做客，而且雙方有些共同語言容易溝通了。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下，王光英利用“紅色資本家”這一特殊身份從事民間外交活動，為中國走向國際舞臺做出了積極貢獻。對此，周恩來曾多次稱贊王光英“善于做人民外交工作”。

王光英從事民間外交工作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1953年，他以副團長的身份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乘火車到維也納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當時，團長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負過傷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中將，因不堪忍受旅途勞累，只好改乘飛機飛往維也納。于是，王光英便承擔起了本應由團長負責的一切事務。當時，那個團中僅電影演員、歌唱演員和雜技演員等就達300多人，坐火車到達目的地要有十多天時間。由于得到組織上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加上全體團員的積極配合，訪問前后的一切工作在王光英的統籌部署下，得到了完滿安排。

1956年，王光英以副團長身份第二次率中國青年代表團出國到埃及首都開羅訪問。不巧，埃及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而引發英法兩國的軍事干涉，局勢比較混亂。面對這一突發事件，究竟應該如何表態和采取什么相應的行動，團長要王光英去請示我駐埃及大使陳家康。因埃及剛同臺灣斷交才一個多月時間，中國駐埃及使館的建館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來不及向國內請示，陳家康表示由代表團當機立斷。王光英表示：埃及和中國過去都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為求解放，我們義不容辭必須支持埃及人民抵抗侵略。

于是，在塞得港舉行的反侵略動員大會上，在幾十萬人海中出現了一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寫的巨型紅色橫幅：“中國青年堅決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蘇伊士運河。”這場斗爭最終以埃及的大獲全勝而結束。王光英后來回憶說：那次事件我發揮了主動性。我認為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總不會錯。我國青年代表團初到開羅時原來被安排住在一家普通的招待所里。由于納賽爾總統在人流中見到了那面橫幅，等我們一回開羅就讓代表團搬進一家高級賓館。

王光英從事民間外交工作最多而且成效也最顯著的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在他擔任光大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之后。

1981年，王光英作為全國工商聯代表團成員先后到澳門、香港考察。回來后，他給中央寫了一個書面報告――《港澳見聞和八點建議》，建議利用世界經濟回升的機會，到香港開辦一家大型的、綜合的、開放性、世界性、帶有民間色彩的公司，專以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或與西方公司合作、合資、合營，開發內地實業，建設大型工程，認為這對國家的現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議，并決定由他出面負責建立這樣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為“光大”（英文名為：EVER BRIGHT）。按照王光英的解釋，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業務宗旨是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與外商合作，進行合資經營，為我國四化建設服務，并為穩定香港繁榮，發展香港經濟做出貢獻。

為拓展業務，光大公司先后邀請了一大批世界名人來公司訪問，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財長康納利和米勒、鋼鐵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還與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總統蘇哈托等有著良好的個人關系。在與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發揮了作為一家民間企業的優勢，廣泛開展民間外交，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引進了大量資金和技術，并且為國家的改革發展贏得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臨光大公司。在一次與王光英的談話中，基辛格問：你的公司將怎樣開展中美經濟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當即說道，那么，今后你要我辦事，我不要你的錢。王光英也隨即說道，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辦事，我也不要你的錢。不過，在實際交往中，光大公司從未讓基辛格做過不要錢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這樣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響力的美國政治家作為常客，對于維護和發展中美友好關系的大局是極為重要的。

王光英曾在香港最豪華的大酒店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吃飯，尼克松有些過意不去，和王光英開玩笑說：你得答應我一個要求，你到美國后的第一次赴宴得由我請客。王光英后來說，我讀過尼克松的回憶錄和其他報刊材料，知道他做事常常出人意料，思想觀點常常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他出任美國總統前是出名的“鷹”派，帶頭反共，反對承認“紅色中國”。而在1969年1月他剛一當上美國總統，就在就職演說中談到“新政府愿意與中國對話”；接著任命基辛格為國務卿，并作環球旅行，尋求打通中美關系的渠道。前后判若兩人。帶頭反共的是他，宣稱“我想在我的（總統）任期中改善美國同中國關系”的也是他。尼克松這個變化確實令全世界吃驚。我認為，這是一位政治家、戰略家為了本國利益所必須具有的遠見、膽量和魄力。

王光英還記得：有個故事對中國人，特別是讓美國人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尼克松訪華時以世界霸主的美國總統之尊替周恩來脫大衣。當時有家美國報紙說，總統這一舉動，等于發表了一篇極為動人的競選演說，因為美國人民對周恩來表示了極大的好感。有些報刊資料還說，尼克松、基辛格第一次與毛澤東會晤時，是在輕松和諧的氣氛中進行的，輕松俏皮的對話使人覺得他們像幾個經常往來的熟人在聊天，而不是隔著太平洋對罵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兩國的首腦。一些十分嚴肅的原則性主題，在毛澤東詼諧隨意的談吐中暗示出來了。基辛格后來說，那次歷史性的重要會晤，是“華格納歌劇的序曲”。

王光英認為，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國之所以總在演出“華格納歌劇”，一再強調要維護中美兩國間的正常關系，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保持接觸和對話，并認為保持兩國間的對話對美國利益非常重要，實在是由于中國的地位太重要了。

日本首相竹下登是一位始終主張中日友好的重要領導人。王光英是竹下登就任首相后會見的第一位外國客人，他們之間的交往帶有濃厚的私人友誼色彩。還是在竹下競選自民黨總裁時，有人在一次宴會上當眾問王光英竹下能否當選。王光英不假思索地說道，在當時的三位競選人中，一位有官氣，一位有學者氣，而竹下先生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有魅力，應該是竹下當選。想不到過幾天竹下真的當選了。

憑著彼此間的相互了解和好感，竹下和王光英的交往較為融洽。在竹下剛一當選之際，王光英就在日本受到了他的接見。在談話中，竹下說，今天已經是首相了，應當有點首相的架子，不過還沒有正式上任，可以像朋友一樣談談心。竹下當選時，正值日本股票大幅下跌，他女兒說他是個背時的首相，而他自己卻說，你不要只看眼前股票下跌，還要看看我上任后能否使股票行情上漲。王光英認為，竹下如此談話，似乎在向一個中國企業界人士透露他這位新當選的日本首相有信心、有力量保持日本經濟的繁榮。

在那天的談話中，竹下還說：競選實在太緊張，他突然禿發了。王光英不禁想起中國人常說的“鬼剃頭”，于是對竹下說，我們中國有種新藥，能使毛發再生，我回國后買來送給你。

王光英回國后真的買了20瓶“章光101”毛發再生精送給竹下，同時送給他一只刻有竹下肖像的中國瓷盤。竹下為此特地關照當時日本駐華大使說：中國有個王光英。你應該去看看他，問一問我們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為他效勞。從此，光大與日本財界、商界生意越做越大。在中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竹下任首相時的日本也是西方國家中在“89風波”后第一個主張取消對華制裁的國家，并且率先給中國提供了極為優厚的政府貸款。

王光英是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友好協會會長，印尼的一些著名華人企業家如林紹良、黃雙安、林文光、李文正等都與王光英有著頻繁的交往。1995年，王光英夫婦應印尼―中國友好協會會長蘇坎達尼的邀請，到印尼訪問。

為促進雙方的文化交流，王光英夫人應伊利應邀帶領天津華夏兒童藝術團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和泗水等城市演出，受到了印尼人民的廣泛歡迎。蘇哈托總統夫婦、文化部長夫婦等都親臨現場觀看中國孩子的精彩表演。總統夫人在觀看了一位只有5歲、名叫齊奇的男童的木琴表演后，非常高興，熱情地送給孩子們很多紅色玩具。應伊利對總統夫人說，我們中國人喜歡紅色，是喜慶也是吉祥。

訪問團受到了印尼政府高規格的接待，對此，王光英說道：蘇哈托總統對于我們中國客人是遠接高迎的。按國際慣例，現任總統凡接見只作為友好訪問，不作雙邊或多邊國際談判的外賓，都是禮儀性的，一般會見時間只限定為半小時或稍多一點，蘇哈托會見我時卻沒有限定時間。

王光英還說道：大家記得，60年代前后，中國和印尼之間曾經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兩國建交20年，關系還不很熟。我們去訪問時，帶了一個兒童藝術團，因為我認為要增進兩國友誼也應“從娃娃抓起”，娃娃是世界上最容易引人喜愛的友好使者。結果效果不錯。蘇哈托總統在他的獨立宮，與我們照了許多相。他又說，印尼的華人資本家沒有忘記祖國和他們的“根”，蘇哈托總統的義子彭云鵬問我，中國最需要國外投資的地方在哪里？我說是西北。又問西北最需要投資的項目是什么？我說是交通。若要富，先修路。我還告訴他陜西的渭河與山西的汾河之間，是片廣闊的地區，很有開發前途。兩條河都流入黃河，在兩河會合處造一座橋，再修一些四通八達的路，就能把兩條河的沿岸地區連接起來，對加強陜西與山西的交通，對兩條河沿岸各地今后工商業的發展，當地資源的利用，都會有好處。我在那里視察過，看看是否可作為投資的試點，是否值得；對西北地區的開發究竟有哪些好處；方法和選擇是否對頭。彭云鵬再問我基礎建設約需多少投資，我說初步估算是8億元人民幣。他同意了，并約定先派人到西北去看看。彭云鵬在印尼很富有，與蘇哈托很親近，我訪問印尼回國后，彭云鵬很快就來了中國，不僅同意逐步開發渭河、汾河地區，還想到印尼盛產木材，那里有種樹木，生長期快，六年就能成林。西北地區山多樹少，不妨先試種。如果成功，對開發西北，也許比在渭河口造一座橋得利更大。我很同意在西北造林，并與開發渭河、汾河地區結合起來，使西北農民能多些收益，一舉數得。

對大人物，王光英主動交往，不失禮節；對小人物，王光英也是充分尊重，一視同仁。為慶祝光大公司成立五周年，北京光大旅游公司邀請兩位日本歌星前來參加演唱會。王光英夫婦特地從香港趕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招待這兩位歌星。席間，聽到其中一位說自己患了感冒，擔心影響演唱。王光英當即派人到同仁堂去買了兩劑專門治嗓子的中藥，連夜送到歌星住的地方。那位歌星想不到王光英竟會這樣主動地關心他，非常感動，第二晚演唱時十分賣力，效果當然也就出奇的好。

還有一次，一位德國商人到香港來和光大公司洽談一筆生意。下飛機時恰逢下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濕。王光英見此情景，請他脫去外衣，當即叫人設法烤干、燙平，并且鄭重交代，一定要在十分鐘之內送還給那位客人。事情雖不大，人情味卻很濃。那位商人很受感動，于是，接下來的商談也就十分順利地進行了。

從1983年起，王光英連續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4年起，又開始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這兩個重要職位上，王光英都積極從事外事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接待世界各國來訪的著名經濟界人士、社會活動家，參加各種國際性研討會等。在這些活動中，王光英總是努力向客人介紹中國，同時不失時機地深入了解對方，不斷加深友誼，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