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同志在《徐崇林回憶錄》“序”中寫道“一九四五年，在中共南方局的指示下，徐崇林同志在重慶組織成立了‘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并擔任該會理事長，在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內戰、反對官僚資本、維護中小工業者利益的斗爭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5年12月16日，一部分愛國民族工商業家和知識分子在重慶創立了民建。抗戰時期的民族工商業者與全國人民一道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戰爭、振興民族工業、發展戰時經濟，民族工商業者先后在重慶等地成立了一些社團組織。根據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徐崇林等創辦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就是其中之一，為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成立作出了貢獻。

早期加入中國共產黨

1906年12月7日，徐崇林出生于四川省江安縣井口鄉一個經濟破落的家庭，姊妹六個，他排行老幺，三歲喪父，母親勤勞一生供養眾子女讀書。徐崇林從私墊唱讀，到小學紀事，1925年7月，他于四川省立第三中學畢業后，惜別慈母兄長，辭別故鄉，北上考取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學制革、造紙和油漆等實用課程。徐崇林特別注重制革和造紙的學習，為以后他成為“皮革大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7年上半年在身邊進步同學的影響、啟發和幫助下，徐崇林受“五四運動”愛國民主思想的影響，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憑著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對革命的執著信念，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在四川老鄉王蘊中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在組織的培育下，徐崇林思想政治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熱情更加飽滿，并擔任了學生會的負責人。據徐崇林回憶，頭一兩年組織生活非常正常，都是工大的同學，有十多個人。因屬地下黨，組織紀律非常嚴密，規定同志間互相來往只能限于同一個支部，不能發生橫向聯系。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對任何人都要保密，包括自己的妻室兒女在內。每個支部生活都要匯報自己的工作和其他情況。后來由于白色恐怖的加劇，為避免暴露以及不必要的犧牲，支部組織生活逐漸減少。由于各級地下黨組織的嚴重破壞，要維持正常的組織活動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了，遂改為個人縱向聯系，即單線聯系。學校CC派國民黨特務學生勢力逐漸抬頭，活動猖獗。1930年，由于中共地下黨北京市委總負責人李勃海的叛變，導致各級地下黨組織被摧毀，許多人被捕，徐崇林的聯系人也被捕了。當時是單線聯系，一旦失去要再找組織取得聯系，既冒險，也不可能。就這樣徐崇林脫離了組織，失去了寶貴的黨員資格，這是他終生的憾事。但是，他并不氣餒，在政治上仍然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認真學習，努力工作。

當時由于徐崇林在工學院的學生會負有責任，執行黨的決議堅決，對外活動異常活躍，遭人注意，特別是學校CC派國民黨特務學生的密切關注，引起懷疑。1930年4月，徐崇林與曾經同支部的劉淑蘭等同時被捕，被關押在北平公安局，關押幾天后被押解到天津監獄。徐崇林先后被提審三次，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堅決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由于沒有口供，也沒有證據，更沒人指認，僅僅是懷疑，屬查無實據的嫌疑犯，最多也只能被認為是有左傾思想的青年學生。關押大約三個月，徐崇林后被工學院教授、國立八校工會主席許純祖營救保釋了出獄。

1931年徐崇林大學畢業，并獲得了學士學位。

周恩來的殷切關懷

徐崇林自大學畢業后，從北平到武漢、重慶、上海，先后在四川省第二師范學校教書、吳蘊初創辦的上海天原化工廠做質量檢驗員；幾經輾轉到重慶，又經科學家吳承洛介紹在盧作孚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任研究員、后在重慶高級工業學校擔任應用化學科科長，先后出版了《中國工業現狀及其發展的前途》《炭的原子價》《人造絲》《煤炭燃料之標準測驗》《制革概論》《四川化學工業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前途》《重慶化學工業調查報告》等十幾專著。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重慶成為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1939年8月至1940年8月，徐崇林擔任了由章伯鈞主辦的中央賑濟委員會民利制革廠廠長兼總工程師。當時重慶被日機轟炸很厲害，章伯鈞托人找徐崇林幫助在城市郊外創辦制革廠。于是，徐崇林四處尋找，終于在北碚金崗背選址辦廠。一年后，他辭職回到重慶，有了第一次辦廠的經驗，就決定自籌資金，獨立辦廠，經多次選擇，在龍門浩桂花園創辦了重慶市大成制革廠，任廠長兼總工程師。在當時重慶三百多家皮革工廠中，大成制革廠是四大機器制革工廠之一。

事業有成，名聲大振，在業界和實業界威望很高，但徐崇林從不宣揚與黨的關系。后據徐崇林書中介紹，“一有機會是不會忘記爭取為黨工作的。”1937年，他當時在重慶高級工業學校任教，曾幫助地下黨護送多批進步學生到延安，使其保存力量，免遭迫害。1938年秋，他為當時地下黨中共重慶市委的對外宣傳刊物《生力軍》編撰稿件，并積極出版了二十期。

最讓徐崇林終身難忘的是1940年9月20日，他在巴蜀學校廣場第一次聆聽了周恩來關于“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的報告，很受教育。他在《回憶錄》中說，記得當天原定在重慶通遠門外黃家埡口實驗劇場，后因聽眾太多，臨時移到觀音巖坡下張家花園的巴蜀學校，但該校禮堂仍無法容納，只好改在學校操場作臨時會議，周恩來站在一張方桌上作報告。會場沒有擴音器，但周恩來的聲音很宏亮，宣講毛澤東關于論持久戰的思想和黨的方針政策，講了三個小時，精神飽滿，扣人心弦。徐崇林對周恩來演講的一字一句聽得非常清楚。會場人心振奮，掌聲雷動，經久不息。盡管國民黨的便衣憲警和特務四周密布，但在周恩來的人格感召下和人民大眾的激情中，始終不敢進行任何騷擾和搗亂。

曾家巖50號又稱“周公館”，位于重慶渝中區中山四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團由武漢遷移重慶后，為便于工作，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這幢房子，作為中共南方局在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周恩來就在這大敵環伺的險惡環境中，從容不迫地開展工作。徐崇林在這里多次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和邀談，面臨教益。“周公館”地處街巷盡頭，右側為國民黨軍統局局長戴笠的公館，左側是國民黨警察局派出所，處在國民黨特務層層包圍之中。徐崇林等進入“周公館”必須經過戴笠公館的門口，還必須經過小巷里的茶館、煙攤，那里有特務站崗。傳達室里有一半的地方也是特務在居住，門口有特務監視，二樓上也住有特務，甚至把樓板挖了一個小孔窺視樓下的情況。周恩來十分關心徐崇林等進出的安全，要他們提高警惕，進出時要有必要的化妝，以防特務拍照。

在周恩來的殷切關懷下，徐崇林還先后與博古、吳玉章、許滌新、張友漁、彭友今、洪沛然等同志多次敘談，增加認識，提高覺悟，積極參加進步的社會活動，并結識交往了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愛國民主人士。

中共指示籌建“中小工聯”

抗戰爆發后，我國海岸封鎖，外援斷絕，沿海工業區域淪陷，不少工廠紛紛回遷，加上后方原有的和新開設的工廠，到1945年底重慶已有1649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小工廠。盡管這些廠規模不大，設備簡陋，技術落后，但都擔負起“自力更生”、“支持抗戰”的任務，為當時的軍工和民用作出了貢獻。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自救圖存，重慶織布業動員了近六萬臺鐵木織機，織成了近三億尺大小布匹，供應國內大部分軍服和民用布。中小工廠不僅成了后方物資供應的重要來源，為支持神圣抗戰贏得最后勝利，也為今后民族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抗戰勝利后，中小企業家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以為中國從此可以走上獨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建設富強康樂的中國。但是蔣介石倒行逆施，妄圖獨吞勝利果實，消滅革命力量，玩弄“假和談、真內戰”、“假民生、真獨裁”的反革命兩面策略。戰爭給舊中國中小工業占主體的中國工業的發展以及全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團結就是力量，要為生存而斗爭。時機成熟，根據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重慶第一藥品生產合作社（羅叔章1942年2月籌款創辦的重慶制藥廠）與影響較大的軍布業聯誼社負責人田鐘靈、李學民商議擴大組織，積極籌組了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簡稱“中小工聯”）。

1946年3月7日，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召開成立大會，到會會員工廠140余家，代表已登記入會的有280家工廠。大會上選出徐崇林、彭友今、田鐘靈等23人為理事，李學民等9人為監事。經過第一次理、監事會又選出徐崇林、田鐘靈、陳鈞、張群華、王智仁、吳宗楷、蔣代延等7人為常事理事，李學民等3人常事監事，選舉徐崇林為理事長。

為便于開展工作，經理事會決定，由各行業推舉一人為設計委員，組成設計委員會，并選出徐崇林、王道衡、彭友今、徐守真4人為召集人，負責擬定中小工廠的生存發展方案。由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聘請馬寅初、章乃器、李燭塵、施復亮等12人為顧問，出版會刊《中小工業》，公開發行。

“中小工聯”的成立，甚得廣大中小廠家的重視和各方人士的支持，組織發展迅速。到1946年6月1日，已先后在成都、萬縣、蘭州等地成立了分會，并積極籌備在南京、北平、天津建立組織。至1946年9月底，“中小工聯”會員工廠發展到1186家，包括機器、紡織、化工、制革、印刷、造紙和酒精等33種工業，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一個由中小型民族資本家和手工業主組成的工業團體。

“中小工聯”成立后，重慶的主要大報和進步刊物都紛紛發表評論和專論，對當時中小工業的現狀和前途進行了嚴肅的討論，對“中小工聯”的要求和呼聲作了熱烈的響應，對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嚴厲的抨擊。1946年7月25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中國的中小工業問題》的社論，對中小工業在抗戰期間所作的功績作了正確的評價。社論明確表示：“我們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我們是堅決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此種出賣國家、毀滅人民的政策的。”延安《解放日報》對“中小工聯”的一切重要活動都及時作了報道，并多次發表評論、專論。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商務日報》發表《積極扶助中小工業》，極力為中小工業的生存和發展大聲疾呼。救國會創辦的刊物《民主生活》發表《中小工業的前途》，不僅從理論上分析了中國中小工業的特點和作用，肯定了對中小工業必須“加以培植，加以擴展”，而且揭露了國民黨官僚買辦經濟政策對中小工業的扼殺，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同情和共鳴。

中共代表團重慶辦事處和南方局的許滌新、張友漁、李澄之等同志，經常在工作上給予“中小工聯”許多幫助和支持。1946年4月8日，博古離渝的前幾天，特地約徐崇林單獨談話三個多小時。談到了“中小工聯”擔負著發展中小工業并領導中小工業走向新民主主義道路的重大責任，要徐崇林在黨的領導下團結群眾，隨時揭露反動政府壓榨剝削人民的反動經濟政策和政治陰謀，要與官僚資本作直接斗爭。并特別指出要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前是作合法斗爭，將來很可能是作地下斗爭。不管困難多大也要堅持下去，在黨的領導下做好群眾工作，爭取最后勝利。吳玉章在離渝之際，幾次叮囑徐崇林“估計我們三年左右就要回來，你要不怕犧牲，站穩腳跟，緊密依靠廣大工商者，保存力量，堅持斗爭，要堅持到最后勝利。”

在“中小工聯”內部工作的地下黨員羅叔章、彭友今、李學民等直接參與了具體領導工作，對每一項工作、每一項活動都作了縝密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保證了“中小工聯”的一切活動沿著黨指引的方向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