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著名報人張友鸞的散文《胡子的災難歷程》入選《高中文學作品讀本》，文中提到“胡子昂、胡子嬰”。胡子昂是民建中央副主席，胡子嬰是誰？她與上海民建有何淵源？且聽分解。

一位在大革命熊熊烈火中成長的女青年

胡子嬰，原名胡曉春，1907年3月1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縣豐惠鎮一戶富裕人家。舊時家庭傳統意識籠罩，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因此胡子嬰少年時代沒能有受系統教育的機會，16歲那年便入工廠做工。在工廠她投身于工人運動，在汪壽華、張秋人引導下參加革命，并與中華全國印刷工人總會委員長徐梅坤相識。1924年，徐梅坤帶她到作家茅盾（沈雁冰）家中，她當時識字不多，顯得很拘束。但是，茅盾從她那雙閃閃發亮的眼晴里，發現了聰慧和機敏。此后她與茅盾夫人孔德沚結為逆莫之交，成為茅盾家的常客。她與徐梅坤結婚之后，仍然勤奮地補習文化。

1927年，時年20歲的胡子嬰高中畢業來到上海，入商務印書館工作。在北伐軍進軍上海時，她協助工人糾察隊從事起義的準備工作。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后，她脫下旗袍，換上短裝，積極投入武裝起義，與工人糾察隊一起進攻閘北警察局，被工人譽為“戰火中的女英杰”。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徐梅坤被捕，后被判死刑。當時，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陽是中共秘密黨員，曾積極營救徐梅坤，胡子嬰由此結識了章乃器。胡子嬰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之后，只得潛回浙江上虞，后赴杭州女子師范學校就讀。

1928年，她與章乃器結婚。當茅盾夫婦從日本回來時，胡子嬰談吐舉止雍容大方，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表現出深厚的興趣。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胡子嬰返回上海，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參加發起上海婦女救國會，團結各界婦女參加救亡運動。上海文化界發表抗日救國宣言，發動各界人士簽名。胡子嬰是上海婦女界簽名的組織者之一。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同年12月9日，北平學生游行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受到鎮壓，激起全國人民憤怒。胡子嬰又赴上海，積極投入抗日救國運動。胡喬木、薛暮橋等發動和組織全市各界人士投入救亡運動，推動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胡子嬰積極參與籌備組織工作，擔任第一任總干事兼理事，奔波于各界知名人士與廣大群眾之中，為舉行全市性大型集會游行以及各項宣傳活動而進行組織工作。同時她日以繼夜地為全國各界抗日救國會的召開而奔走，擔任日常重要的籌備工作。她在事業的奮斗中，與宋慶齡的關系密切。

方志敏遺稿的傳遞者

1935年1月，抗日紅軍一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在江西戰斗失利，受傷被捕關押南昌，獄中半年撰寫《可愛的中國》、《清貧》、《從事革命斗爭略述》、《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在獄中致全體同志書》、《可愛的中國》、《死——共產主義殉道者的記述》、《獄中紀實》等文稿。入夏時，方志敏將已畢的大多數文稿托人秘密帶給上海黨組織，并附上四封信，分別給宋慶齡、李公仆、鄒韜奮、魯迅。

那年夏季的某天，胡子嬰接到電話去生活書店。韜奮出國期間，店內業務由胡愈之、畢云程負責。那天他們接到通知：有一少女叫程全昭送達方志敏的信件，并要求書店派可靠者晚上到寶隆醫院取文件。畢云程當時正在為無法斷定這些信件的真偽而為難，胡子嬰認為此事很重要，否則對方不會冒險將文件送出監獄，她果斷請纓去接頭。當晚，她根據雙方白天的約定，前往寶隆醫院，剛入大門，一位少女迎上前問她姓什么，胡子嬰的母親姓宋，就隨口答曰：“姓宋”。那女生就是程全昭，見她一身貴夫人裝扮，誤認為是宋慶齡，立即將手中裹著報紙的文件交給她。胡子嬰拿著文稿連夜趕回生活書店，與胡愈之、畢云程打開紙包細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寫的（未顯影）白紙。畢氏遂將文稿轉送中央特科，由負責人王世英組織顯影，并將顯影文稿抄件轉到莫斯科，寄給受中央委托在法國巴黎主辦《救國時報》的吳玉章。同時，中央特科按照黨中央指示營救方志敏，與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系，并迅速派出特科人員在南昌民德路開設一間“育民診所”作掩護。但是，當年8月6日方志敏英勇就義。

1936年1月29日，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際，巴黎《救國時報》發表程全昭、胡子嬰轉送的《在獄中致全體同志書》和《我們臨死前的話》并加按語介紹方志敏被捕和犧牲的情況。方志敏就義前，還將部分文稿請囚友胡逸民（原國民黨小官僚）帶到上海轉交黨中央。同年11月18日傍晚，一位商人模樣的人送一包東西到胡子嬰家，因其丈夫章乃器外出，胡子嬰接待他。那人正是胡逸民，他說：出于對方志敏烈士的感情和敬仰，一定要將文稿交給黨組織，但不知道如何去找。你們是救國會的知名人士，與共產黨很好，你們一定知道，我只能轉托給你們。11月23日凌晨，章乃囂等“七君子”被捕。胡子嬰擔心敵人抄家，便打電話與宋慶齡聯系，將方志敏手稿請章秋陽送給宋慶齡，由宋慶齡轉交給中共組織的代表馮雪峰。馮雪峰閱后寫上批語交給潘漢年，不久，馮又遵潘漢年之囑轉交謝澹如，保存于上海，數年后在上海出版《可愛的中國》就是這批珍貴文稿之一。

參加民主運動，民建會初創時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

不出胡子嬰所料，果然，1936年11月23日凌晨，各界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等七位領袖被當局秘密逮捕，她當機立斷，當晚電告各大報社，要求發表消息，并撰文將“七君子”被捕經過用號外形式發表在《救亡情報》上，還將消息送到香港報社。“七君子”被捕消息隨之迅速在全國傳開，掀起了全國各界奮起營救“七君子”的運動。她是最早發布“七君子”被捕消息的人，接著，胡子嬰跟隨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在國內外一片輿論中，1937年7月31日，當局不得不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抗戰初期，救國會遷至重慶。胡子嬰轉道香港到重慶。并在李家坨工業區主持辦理小學校，簡易醫院和消費合作社等福利事業，參加宋慶齡領導的婦女新生活運動會、路易·艾黎的工業合作協會。救國會在重慶組織聚會，胡子嬰與鄒韜奮、史良、張申府、羅叔章、沈茲九、章乃器等經常參加活動，配合共產黨與反動派作斗爭。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很多活動通過救國會展開，活動經常在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史良家中舉行。周恩來經常出席他們的會議，與大家見面，精辟地分析形勢，并且傳授與反動派進行斗爭的策略，使胡子嬰心明眼亮，在工作中增添了勇氣和辦法。

胡子嬰曾在《山城憶舊》一文中回憶她協助中共重慶工委邀請周恩來在“星五聚餐會”作報告的經過。“星五聚餐會”是工商界上層人士集會的場所，胡子嬰利用自己擔任重慶合作金庫分庫主任的名義與擔任重慶制藥生產合作社主任的羅叔章一起加入“星五聚餐會”。并說服該會干事會的陳叔敬（重慶國貨公司經理兼牛奶場場長）、吳味經（國民黨政府花紗布公司總經理），同意周恩來到“星五聚餐會”作報告。周恩來在“星五聚餐會”作《當前經濟大勢》的那天“會員都來了，座無虛席，非會員也來得不少，站在窗外，戶限為穿。”

1945年，胡子嬰與黃炎培、章乃器等人士共同發起民主建國會，擔任理事（她與章乃器在抗戰期間已離婚），她是民建會初創時期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選為理事的3位女性，分別是酆云鶴、胡子嬰、羅叔章。

民建會成立之初，有兩件震驚中外的事，一件是滄白堂事件，另一件是較場口事件。滄白堂事件是國民黨特務、打手搗亂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在民眾場合報告情況，聽取意見而釀成的，因為發生在“楊滄白紀念堂”而得名。楊滄白（1881-1942）曾在1911年率眾推翻清末川東政權，成立重慶蜀軍政府。袁世凱竊權，他在重慶組建“討袁軍”，失利后于1913年底逃往日本，“旋覲見孫中山并為其器重而引為肱股”。自此楊滄白便全力協助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先后曾任四川省長、財政部長、廣州政府大元帥府秘書長等職。楊去世后，為緬懷這位革命先驅，在其事業發源地重慶府中學堂舊址，建立了“楊滄白先生紀念堂”，并將其所在的炮臺街改名為“滄白路”。殊不知，租借滄白堂開會必須有鋪保，鋪保不是政治保而是經濟保，這必須有很大的財力。很多年來，史家都在問？誰出面租借的呢？直到胡子嬰晚年她才披露這段史實。是胡子嬰以合作金庫出面做保。因為會場破壞較嚴重，管理部門一度要求胡子嬰負責賠償，后來胡子嬰請求馮玉祥才解決此事。

1946年4月，民建總會遷至上海，胡子嬰隨之回到上海，在工商界上層人士中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當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時，民建會在1946年6月參與組織反內戰運動。胡子嬰作為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推定的10人代表，參加赴南京請愿的和平代表團。6月23日，在南京下關車站遭到國民黨特務暴徒圍攻毆打。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也已經載入史冊。

建國前夕，胡子嬰出席新政協會議，她是以民建界別參加會議唯一的女性。建國以后，上海民建新的臨工會改組，1951年8月胡子嬰被推選為常務委員。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會成立，她當選常務委員并擔任組織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3、4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和全國婦聯召開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及女女工商業者代表大會后，胡子嬰與湯蒂因、董幼嫻共同召集婦女臨時小組的活動，她是上海民建工商聯兩會婦女組織最早的負責人之一。民建上海市第一、二屆委員會成立，胡子嬰仍為常委，并擔任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工商業者家屬工作委員會主任。1959年胡子嬰調往北京，擔任商業部副部長。

1982年11月30日，胡子嬰走完了富有傳奇色彩一生的行程。歷史往往有驚人巧合，為胡子嬰作悼詞的正是胡子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