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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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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先生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也是中國民族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先后擔任過民建上海市委主委、民建中央主席，也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緬懷胡厥文先生的光輝一生，學習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定執著的信念，對我們今天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國夢的道路上顯得尤為重要。

實業救國 壯志未酬

胡厥文先生，我們一般都親切地稱他為厥老。胡厥文，1895年（清光緒21年）10月7日生，江蘇省嘉定縣人（今屬上海市），這個時期正好是世界帝國主義列強瘋狂侵略中國，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目睹祖國貧窮落后，百姓任人宰割，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就埋下了長大要實業救國的愿望。1914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攻讀機械制造專業。在北京求學的4年中，正值袁世凱復辟帝制，而袁世凱為了要達到稱帝的目的，企圖借助日本在華的勢力，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在日本的威脅利誘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經歷了這一事件，更堅定了胡厥文走實業救國之路的決心：他認為只有辦實業，發展工業，生產各種用品滿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飛機大炮武裝軍隊，才能富國強兵，把帝國主義列強趕出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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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胡厥文與黃炎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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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大學畢業后，胡厥文進了漢陽鐵工廠，自愿從學徒工做起，開始了實業救國道路的探索。幾年的學徒生涯，他對車、鉗、刨等一些基本技術、技能都能運用自如，成為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行家里手。1921年他滿懷信心地創辦了第一家自己的工廠——新民機器廠。隨著企業的發展，他又先后建了合作五金廠、黃渡電燈公司、長城機制磚瓦廠、石城窯廠等企業，摸索了一條機器工業與日用品相結合的發展道路：以機器制造工業武裝日用品工業，以日用品工業開拓市場，發展生產。1927年上海機器制造業同業集會，胡厥文被推選為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在主持同業公會的十年間，他竭盡全力帶領大家繼續著實業救國的探索。10年的實踐。令他感慨萬分：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情況下，民族機器工業市場狹小而不穩定。他“深感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艱難，實業救國談何容易”。

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為保存民族工業，支援抗戰，胡厥文奔走呼號、帶頭并組織江浙滬寧百余家民營工廠內遷。在遷移的過程中，胡厥文的新民機器廠損失6萬元以上；合作五金廠的機器來不及全部撤走，被日軍掠奪；長城磚瓦廠被日機炸毀。內遷歷經千辛萬苦，花費近兩年的時間，機器設備、各類物資和技術人員等終于到達了抗戰后方，1939年在重慶成立了遷川工廠聯合會。這批內遷工廠為提供抗戰軍需和解決軍民生活出了大力，為奠定大后方的工業基礎作出了巨大貢獻。抗戰勝利后，政府為維護官僚資本的利益，壟斷市場，操縱財政金融，進行商業投機，內遷民營工廠處于被壓迫地位，只能艱難地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夾縫中求生存，胡厥文實業救國的愿望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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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胡厥文（左四）率團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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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建組織 與中共同心同德

抗戰結束后，胡厥文和黃炎培等商議，認為民族工商界要有地位，必須要有自己的政團，于是決定以中華職業教育社和遷川工廠聯合會為基礎醞釀新的政黨。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在重慶誕生，胡厥文是創始人之一。

胡厥文實業救國的愿望雖未實現，但在重慶與中共人士的接觸和交往中，通過他的親身經歷，逐漸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救中國，領導人民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民建即于5月23日夜秘密舉行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表明了民建響應“五一”號召的態度和立場。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在北平舉行，胡厥文作為民建的代表參加了籌備會，被推舉為參加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小組。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胡厥文當選為委員，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隆重的開國大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胡厥文異常興奮，他滿懷豪情，決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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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民建代表。前排右一是胡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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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信念 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

由于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及潰逃時的破壞，剛解放的上海成了一付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市場蕭條、物價猛漲、人心浮動，一般工商業者對新生的革命政權和共產黨的領導存有疑慮，對方針、政策也不夠了解。當務之急是要使廣大工商業者了解和相信黨的政策，穩定思想，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在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解放的當天，胡厥文就聯合上海的工商業者在《商報》上發表題為“我們要立即復工復業，盡我們應盡的責任——上海市工商界人士宣言”，表示要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原則，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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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周恩來和胡厥文親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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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在上海民建組織中主管宣傳教育，他和俞寰澄分別主持召開了工業界、商業界人士座談會，共22次，有效地消除了工商業者的種種顧慮，也聽取和吸收了許多工商業者對上海經濟發展的建議和設想。為了使大家更深刻地了解新社會、新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在胡厥文的籌劃下，舉辦了一系列各種形式的演講會、座談會、講習會、講座、學習會。每次活動，時間短則幾天，長則半年。其中的“工商界夏令學習會”、“新時代工商學習會”學習時間較長，還出版了簡報和叢書。通過宣傳教育，穩定了工商界人士的情緒，使他們進一步了解了中共對工商業者的方針政策，初步樹立了對中共的信任感，為上海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胡厥文是學機械制造出身，自己創辦過工廠，對國家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一直關心和關注著。他曾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常委。1950年2月，國民黨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亂炸，許多工廠被炸，造成不少工廠停工減產。胡厥文針對上海經濟生產不景氣的狀況，在上海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提出關于維持生產的建議，得到廣大民建會員和工商業者的支持和響應。1950年6月，胡厥文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提出有關工業標準化的提案，受到政府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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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7月，胡厥文當選上海市副市長，在會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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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胡厥文調京，主持民建中央工作。他擔任過民建中央第三屆主任委員、第四屆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胡厥文在北京雖身處逆境，但他還十分惦記著上海的老同事、老朋友，寫信給他們：希望大家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相信國家的政策是不會變的。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胡厥文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紀念胡厥文先生誕生100周年座談會上，時任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在講話中說：“1959年，民建二大提出‘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即‘聽、跟、走’的口號，這個口號在工商界中可謂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起到良好的引導鼓動作用。他是這個口號的倡導者和模范執行者之一”。

為祖國四化建設 盡心竭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結束，全國開始萬物復蘇，百廢待興，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共中央連續發出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各項政策文件，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工商業者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積極組織力量調查和了解廣大工商業者的情況，協助中共落實好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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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20日，民建上海分會主任委員盛丕華、副主任委員胡厥文（左二）、榮毅仁帶領工商界代表參加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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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胡厥文、胡子昂為首的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多次來上海調查研究，就工商業者應如何正確對待黨的落政工作、怎樣做好落政工作及落政后的經濟建設、技術人員的安排等等，都進行了深入細致地了解和探討。胡厥文在與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談到：中國共產黨的贖買政策不會變，文革中查抄封存的東西一定會落實發還。現在應考慮落實政策后我們該這么辦？他提出：必須做到三個有利，即有利于社會、有利于子女、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并號召大家交出一份像樣的卷子來。胡厥文的話觸動了大家的心扉，也為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聯發起籌組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打下了思想基礎。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正式成立。胡厥文聞訊后，欣然命筆，為愛建公司題寫了“愛國建設”四個大字。10月，在胡厥文主持的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鼓舞下，胡厥文曾多次說過：現在是工商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要把吃奶的力氣拿出來。他還多次與原工商業者談心：不要因為年齡大了而頹廢、消極，要以“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的干勁，把自己在經營管理、生產技術方面的特長，為四化建設增磚添瓦、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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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文為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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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新華社記者李尚志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采訪過胡厥文，胡厥文對他說:“我們國家底子薄，更應該注意機械的維修保養。”李記者敘述了其中的兩件事:

1981年他（胡厥文）在武漢、福州、上海等地調查回京后，針對各地工廠企業機械維修方面的問題，提出了9條建設性的意見，他還致信姚依林副總理，建議國務院注意解決這個問題。國務院認真研究了他的建議，國家經濟委員會還專門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設備管理工作的通知》。

1981年4月，胡厥文在蘇州休假期間，了解了一些常州市工業發展和調整工作情況，聽了常州市有關部門的介紹，親自到東方紅印染廠、人民服裝廠、國棉二廠和拖拉機廠等單位調查研究，認為常州市在發展工業的道路上，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和條件，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發展自己的特點和優勢，揚長避短，用多快好省的辦法，進行現代化建設，闖出了新路子，是很值得各地中小城市借鑒的。這位當時已86歲的老人很快寫出了《關于常州市工業發展情況的報告》。胡耀邦同志看到這份報告后很受感動，立即批示道：“胡厥文從考察常州市的工業入手，提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胡厥文是黨外人士，年近90，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胡厥文身居高位，在耄耋之年還為祖國工業的發展操勞，赤誠之心令人敬佩。他不但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上建言獻策，而且在國家政治建設上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孫起孟在懷念胡厥文的文章中寫道：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胡厥文和全國工商聯主席胡子昂等負責同志商量，認為這次會議意義重要，不能因為是中共黨內會議不提意見。經過討論，兩位“胡老”聯名致函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信中主要提出4個問題和意見。一是提出“加強統戰理論、政策的再教育，確定肅清‘左’的流毒和影響，發揮和提高統戰工作效益”的要求。二是指出“尊重和聽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見，必須做到經常化、制度化，否則往往流于一曝十寒或形式主義”。三是認為“黨中央和國務院對于落實政策的決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廣大群眾對于政策貫徹落實的擔心，也并非沒有事實根據”。由此胡厥文等提出“落實政策工作的民主化問題”，認為“充分發揮和運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力量（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的力量組織起來，自然更大）配合黨政領導部門和人民共同努力，比請單靠領導同志的辛辛苦苦地批示，可能收效較宏”。四是要求解決民主黨派、工商聯在工作條件方面不難辦到而又比較迫切的問題，并為此扼要地提出3點建議。胡厥文寫的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胡耀邦總書記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一上來就對胡厥文等同志的信給予很高的評價，說到會議“引出了胡厥文、胡子昂兩老的一篇好意見”，他在講話時曾不止一次地肯定兩位“胡老”提出的4個問題和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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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 月，民建四屆七次常委會決定接受胡厥文辭去民建中央主席職務的請求，推選胡厥文為民建中央名譽主席。會議選舉孫起孟為民建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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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民建會內外領導班子老化的嚴重情況，胡厥文很強調干部隊伍的年輕化。他不止一次說過，在新老交替的問題上，老同志要出以公心采取主動，誠心讓賢。胡厥文在《回憶錄》中說：“1987年11月，我在病中聽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陳云、鄧穎超、彭真等老一輩革命家都主動離休，我深感自己年事已高，長期住院，很少視事，應該讓年輕的同志來更好地領導民主建國會的工作。我找孫起孟同志談了自己的要求，堅決辭去了主席職務，并請他代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轉達辭副委員長職務的要求”。

胡厥文給中共提意見、建議及主動讓賢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和中共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戰友、諍友。

胡厥文曾說過：我要活到106歲，親眼看到２１世紀祖國的新面貌！但遺憾的是，他沒能實現這個最后愿望。斯人已逝，風范永存；后輩憑吊，英名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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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同志生平事跡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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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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