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慘案是作為日本侵略者慘絕人寰的殺戮抗日民眾而寫入歷史的大書中的。記得從上小學起，我就開始從這部教材中接受教育，后來有幸走上教師崗位，更是多次利用這部教材教書育人。然而，當2021年9月18日，筆者伴隨著“九·一八”事變90周年的警示鐘聲走進潘家峪時，心靈受到的震撼、所得到的啟示，要比先前愈加深刻。

潘家峪慘案劃分為潘家大院慘案遺址、犧牲村民陵園和潘家峪慘案紀念館三個區域。潘家大院原是官僚地主潘惠林的宅院，1941年1月25日大年臘月二十八，正當村民準備過年之際，特務系長李連生奉佐佐木二郎的命令選了這個屠殺場址，一宅三院屋里屋外，鋪滿了柴草，澆上了煤油，四周墻上、房上站滿了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山坡上支了兩架擲彈筒，當潘家峪的群眾被逼進大院后，一場慘無人道的大燒殺開始了，濃煙火光夾雜著敵人的槍炮聲，1230名男女老少喪身在這場震驚中外的大屠殺中。在這里我偶遇了78歲的村民潘瑞娥大姐，她一家有7位親人在潘家大院遇難，每每聽父親（幸存者）講述這場屠殺，她都泣不成聲，現在提起依舊咬牙切齒。潘大姐的憤怒，是痛恨日本侵略軍殘缺了她的大家庭，是全村人對日寇當年的血淚控訴，是全國人民對侵華日軍的滿腔仇恨！

在潘家峪慘案紀念館的大墻上，我看見了至今仍幸存的7位村民的照片，他們都是九十歲左右的老人。當我得知90歲的潘賀福老人坐在街口歇息時，就疾步趕了過去，同老人攀談起來，日本鬼子屠村時，潘大爺只有10歲，尚無縛雞之力，更談不上反抗，只是對當年的慘狀留下許多記憶，此時此刻，我見老人用襖袖抹著眼淚，著實不忍再重新提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遂向潘大爺深鞠一躬，祝老人健康長壽！潘大爺為表示謝意，應邀為我在先前保存的一枚“潘家峪慘案紀念館”郵資門票上簽名留念。我心中思忖著：這不是一枚簡單的門票，是勿忘國恥的踐行證明，我一定永遠珍藏下去。

潘家峪陵園內綠樹參天，莊嚴肅穆，長眠在這里的1230位冤魂，分列在四座大墳塋中，分別為男、女、兒童和難以辨清性別的人。陵園大門口的紀念塔上，有慘案發生之后帶領村民建立“潘家峪抗日復仇團”的原冀東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的題詞“潘家峪死難烈士永垂不朽”以及原冀東區老領導李楚離、張明遠的題詞。就是這些老領導，當年帶領八路軍和村民復仇團，擊斃了佐佐木二郎等劊子手，為村民報了血海深仇。

驅車離開潘家峪時，已近黃昏，路遇村頭一棵滿身斑駁的古槐，記錄著潘家峪1404年明朝永樂二年建村，建村時潘姓祖先栽了三棵古槐，其中的一棵生存至今，它見證了村里將近700年的歷史，柔和的秋風吹得樹葉刷拉作響，就像是告訴我們，日本侵略軍慘無人道的屠村給它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痛恨，我也在心中默默地回復它：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經歷中，我感悟最深的一次就是參觀潘家峪慘案中受到的教育，在三十余年從教生涯中，我再一次深刻領會了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那“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至理名言。工作崗位上——我是教師；參觀潘家峪的活動中——我是學生。